<![CDATA[李国旺的博客]]>

<![CDATA[李国旺的博客]]> http://liguowang.blog.cnstock.com/index.html <![CDATA[20080905石油控制与武器出口：美元战争的内在动力]]> http://liguowang.blog.cnstock.com/468850.html

中新网9月5日报道, 美国2008财年将在9月底结束，五角大楼国防安全合作署官员珍-法默说，预计本财年的美国政府海外军售总值将达到约34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45%以上。

据联合新闻网4日报道，法默说，本财年传统武器的最大政府买主是阿富汗、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埃及和伊拉克。

海外军售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也是国防承包商的财源，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通用动力公司、雷神公司。

国防安全合作署的数据显示，2007财年的海外军售总额为233亿美元，比2006财年的210亿元有所增加。法默说，国防安全合作署目前与207个国家合作，到上个月为止，进行中的军售案总值2743亿美元，包括已经交货但仍有其它选项的军售案。

综合上述信息，我们看到美国军售对象是世界最大产油国，也是美国屡次制造动荡的中东地区。在现代经济产业发展史上，设计、品牌、专利、标准是“复杂劳动”，可以换取倍数的简单劳动的成果或者财富。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国家掌握了设计、品牌、专利、标准，成为“复杂劳动”的控制者或者微笑曲线的顶端控制者,与之对应的新兴国家包括欧佩克和“金砖四国”在内处于相对简单劳动的服从地位或者处于微笑曲线底部的加工制造业地位,主要是石油、铜、铁矿等原料产地和高级商品的销售市场。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设计、品牌、专利、标准”等登峰造极的情况，也是人类经济史上最特殊的“复杂劳动”的创造，即美元的出现。人类货币发展史表明，货币总是倾向于“劣币驱逐良币”即通货膨胀是货币的天性或者是国家统治者的天性使然，因为通货膨胀是最好的隐藏征税的手段。当美元因为美国经济经过两次大战大发横财而称霸全球而获得世界通货地位时，起初靠“布雷顿森林体系”即黄金内在价值的信用来维系。当西欧和日本等国家经济不断发展，美元地位不断下降时，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系无法维护，美元的世界通货地位也面临挑战。寻找替代黄金内在价值的物质，成为维护美元地位进而维护美国霸权的基础。石油因为美元的战略需要和其在现代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而得到美国的青睐。

只有控制石油才能控制美元的内在价值。要控制石油，必须控制中东，要控制中东，必须分裂中东，要分裂中东，就得挑动战争。因此，美国有意在阿拉伯世界掺进以色列这枚棋子，挑动中东战争；同时又与最大的产油国签订不可逆转的秘密协定，保证国际石油交易以美元结算，从此获得了国际贸易中最少10%的结算权。

从此，我们看到美国主持下的中东和平永无宁日，永无宁日的中东成为美国既控制石油又出口武器的平台，中东将永无宁日。如果中东局势缓和,美国又为制造反恐的借口,发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并制造伊朗危机,甚至挑动俄格冲突。这样，美国终于实现了发动战争--出口武器--控制石油--创造美元内在价值的完美的“投资银行”组合，从而保证美国政府背后的石油和军火大亨超额利益的同时,实现了“复杂劳动”对简单劳动的多层掠夺，国际垄断资本因此笑得合不笼嘴。

世界人民呢？美国“朱门酒肉臭”却因为美元战争延伸而“路有冻死骨”。马克思在150多年前说的，资本的每一个细胞上都沾满了腥血，如今还是这样，不过是美元如今杀人不见血和战争的鲜血在不同地方流淌而已。

]]> 李国旺 2008-9-5 12:10:00 <![CDATA[20080905 A股未来行情的情景模拟(分析)]]> http://liguowang.blog.cnstock.com/468465.html 在实体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中国已经加入到贸易全球化过程，国际资本通过商品、货币和资本市场正全面反作用于中国经济，贸易全球化开始导致中国金融全球化。当前，中国经济在全球化中受石油、粮食和金融三大“危机”同时挤压，在成功举办奥运会后,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如何在“一保一控”政策护航下实现平稳增长？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一保一控”宏观政策如何选择？在“一保一控”宏观政策导向下，中国经济发展未来预期会对A股市场未来情景有什么影响?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政策选择既要考察当前国际三大“危机”的现状和未来情景，又要了解以往“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的政策及经济复苏的情况，当然更要根据中国特别的国情，适时采取“蓝海战略”以摆脱三大“危机”的外部冲击，实现实体经济在高成本和中等物价水平下的稳定增长，从而为虚拟经济特别是A股行情的恢复创造条件。

A股行情的恢复是基于下列历史时空环境进行的。首先，在后股改时代，中国资本市场A股行情的主导力量正由国内的金融资本（券商、基金等）让位于产业资本（解禁股和新IPO），内部定价权的变化导致A股无法恢复以前高估值下的涨势。其次，贸易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资本通过操纵商品、货币和资本品的价格涨跌，或正通过多条路线“定价”中国A股市场。第一条路线是通过“提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石油、矿产等），从而“提高”中国产业升级成本进而“控制”中国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实现对中国产业的资本定价而影响A股的估值水平；第二条路线是通过投资核心企业的股权（如银行），实质上获取产业定价权（如食用油）进而通过定价国内产业资本来定价A股市场；第三条路线是通过占领舆论高地和取得牌照资格直接参与A股（如QFII）交易，直接定价A股；第四条路线是通过地下路径或者直接投资名义（FDI）游荡于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间，通过热钱大规模的进出制造资本品价格的波动获取暴利。第三，国际资本还通过国际资本市场，通过A股与国际上中国概念股的比价关系（如H股）影响A股的定价。因此，中国实体经济的贸易全球化，已经方便了国际资本在中国实施金融全球化历程，中国A股的定价权已经通过产业资本的国际化而出现了国际定价的趋势，A股定价权的产业化和国际化导致A股在未来行情发展的“理性”化。

当前，国际资本通过三大“危机”加速掌控定价A股的历程，国内产业资本（解禁股）利益由于A股暴跌而损失，无论其初始持股成本如何，如果紧货币政策不调整，由于产业资本流动性需要，减持冲动在未来两年还会相当强烈。国内产业资本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共同定价，将彻底下移中国股民的投资心理参考点。国内金融资本（券商、公募基金等）股市定价权的历史性丧失和投资者心理参考点的下移，将强化中国证券投资者内在的处置效应行为。

国际资本逐步定价A股的现实、投资者心理参考点的下移和处置效应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未来两年的行情（2008年9月开始）有可能是过渡期的徘徊或者反复局面，当然也会出现过度下跌的自我修复式行情。根据国际经济摆脱三大“危机”的时间需要和A股市场各利益主体博弈关系分析，我们预期A股市场有可能要等到2010年秋天才能走出低迷、徘徊和反复的态势。

短期看，2008年中国摆脱国际三大“危机”夹击的原因是中国本身掌握了粮食与煤炭的主动权和具备雄厚的外汇储备实力。但长期看，当前中国的粮食安全生产机制、煤炭定价机制、外汇储备制度无法全面应对金融全球化的持续冲击。应对金融全球化的安全机制在于国内相关产业制度的完善和应对金融危机的弹性增强。鉴于在“一保一控”政策实施后对宏观经济将实现软着陆和未来经济增长将出现高成本、中等通胀水平和平稳增长的预期，为着全面破解三大“危机”对我国经济和股市的影响，我们建议：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少取多予）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农业的投入，加大新能源开发的力度；加大科技投入，通过产业升级逐步改变世界加工基地的局面；通过灵活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应对国际资本撤离造成的产业和金融市场的资金短缺。产业定价权是金融定价权的前提，如果未来几年，中国经济能够在中等物价水平下平稳增长，将为人民币主动国际化定价提供最主要的支撑；加上与积极财政政策配套的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回归，将为人民币定价权的自我实现提供条件，从而突破国际资本对A股定价权的围剿，并成为中国经济平稳渡过“危机”进而实现A股行情重新启动的内在力量。

当前，国际资本在三大“危机”背景下，正通过多种多样方式加速“定价”A股的步伐。国内产业资本（解禁股）的利益由于成本上升和股市暴跌而大幅减少，如果从紧的货币政策不进行实质上调整，由于产业资本融资的需要，减持冲动在未来两年还会相当强烈，即在未来两年内解禁股对A股行情发展还会形成阻力。国内产业资本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共同定价形势下，中国股市投资者的投资心理参考点开始下移，即“股民”对行情反转的预期和投资回报预期下降。中国金融资本（券商、基金为代表）股市定价权的历史性丧失和投资者心理参考点的下移，将强化中国证券投资者内在的处置效应行为，从而在未来两个将拖拉行情的反弹高度。

首先，我们认为2008年A股暴跌的定位是股市定价权转移之战的结果。本轮行情下跌以来，A股市场出现超过60%的跌幅，出现了标准的“股灾”。我们认为，股市暴跌的主要因素有：

一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在美国次贷危机暴发后，不断涌入的国际热钱，通过中国结汇制度平台，迫使中国出现流动性“泛滥”现象，为防止通货膨胀恶化，央行持续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下，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加大了业绩下行的预期。在提高贷款利息、加大贷款额度控制和在公开市场加大回收流动性的同时，央行为解决国内资本流动性泛滥问题，从2006年底开始多次提高基准利率和准备金率，2008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18.5%的历史新高。只要国际热钱不停止涌入、只要中央银行不宣布解除从紧的货币政策，政策执行者仍然对贷款等行为实施从严措施，从而出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真实需求脱节的局面，因此从紧的政策及预期迫使A股市场的进一步下行。因此，我们认为，在贸易国际化导致的金融国际化和“自由”化的背景下，从紧的货币政策具有国际资本压力的影子，央行持续的从紧货币政策主观上是为了对冲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扰动，但从紧货币政策的直接结果却是A股行情下跌面临的最大的政策压力。

二是企业大小非解禁。大小非解禁是2008年中国股市下跌的导火索，也是A股定价权由国内产业资本接手的标志性动作。由于大小非的持有者获取其所持有股票的成本很低，在其持有的限售股份解禁后，由于对未来资本市场不确定性的担忧、获利的需求和回笼资金的迫切需要，使他们开始陆续的减持股份。2007年开始，逐渐进入解禁状态的大小非，到2008年春天开始积累了巨大的减持能量（图32）。同时在减持过程中，由于行情下跌对持股心理的冲击，解禁股持有者出现冲动性的减持，即越是下跌越想减持。在来势汹汹的减持潮下，金融资本的定价权被剥夺，股市开始出现急速下行。在贸易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国内产业资本的上游成本即大宗商品控制权由国际资本（通过三大“危机”）掌握，因此解禁股的减持力度和速度从产业链条的国际循环看，仍然由国际资本掌握。

三是投资者对经济增长悲观预期。在国际经济进入衰退、国内经济紧缩政策下，投资者对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期是2008年股市下跌的深层原因。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国际石油价格屡创新高，引发对经济下滑和企业业绩下降的担忧甚至恐慌。在宏观政策尚由从紧中进行调整的进修，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担忧情绪仍将蔓延。原材料、动力成本、人力成本、资金成本、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环保成本等多重因素严重影响中下游企业的业绩，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相比去年同期下降显著。因此，成本上升、业绩下降、经济衰退等因素直接打击投资者持有股票的信心，在解禁股抛售带动下，对经济下滑的担忧导致了投资者持股意愿的下降，2008年前三季度抛售成为投资自觉与被动的共同选择。随着PPI逐步传导，中下游企业业绩仍将继续下滑，除非“一保一控”政策力度够大，扭转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衰退拖累的趋势，否则未来几年经济形势不乐观的预期将削弱投资者的信心。

四是外资撤离的负作用。一是外资（热钱）从2005年开始的大规模介入A股市场，2007年下半年开始撤离和看空舆论直接导致行情的下跌。二是海外资本市场的低迷对A股的影响非常大。2008年二季度A股走势受美股、H股影响显著。由于对权威崇拜进而对美国股市的迷信，“崇洋迷外”的心理导致投资者对美国股市的情况过分关注，美国股市的指标成为衡量中国股市投资价值的参考点，因此美国经济无法近期走出次贷阴影、美国股市不振直接打击了中国投资者的信心。

其次，国际资本已经成为A股定价的重要外部力量（参考系）。国际比较看，中国A股市估值（PB）已处于低谷。对未来经济趋势的迷茫和对经济不景气的担忧，解禁股的减持行为和投资者的减仓行为导致股指形成趋势性下跌。这一切又发生在国内产业资本定价金融资本、国际资本又定价国内产业资本的历史背景下，因此，考察A股调整是否已经到位，只要与国际资本市场进行比较，就会有个相对“客观”的标准。

随着股价的历史下跌，中国A股因行情暴跌而PE显著下跌之后，人们又担心经济前景不明朗导致盈利能力的进一步下降，开始担心PE因为盈利下降而反弹。在当前国际市场环境下，有必要考察成熟市场的历史PB水平，为投资者提供一个世界性和历史性的整体市场的估值水平，为决策者和投资提供合理的估值参考系。

从长周期看，美国市场的整体PB水平大多在2.5－5之间波动。日本市场整体从2000年来多处于1.5－2之间波动。英国从1993年以来多处在2-4之间波动。当前，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市场PB均处于历史低位，但是A股有些行业PB水平比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市场还要低。按照2008年8月22日计算，上证综合指数的整体PB水平达2.82，PB中值已经达到2.44。剔除金融与能源股之后，用整体法统计的PB也仅为2.59倍。其中，钢铁行业的PB仅为1.1-1.39倍，电力行业也仅为2.14倍。实际上，由于会计核算方法的不同，A股上市公司中房屋、建筑物等是按照成本价格被纳入固定资产，而在其他市场该类物品多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如果A股上市公司的该类物品也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则其PB水平将进一步降低。此外，但中石油、中石化等权重股由于PB较高，将A股整体PB抬高，若扣除其影响，则A股整体PB水平将会更低。

我国制造业企业固定资产构成比例偏高，企业资产价值重估增值明显，尤其是土地资产增值及矿产资源增值，价值低估情况明显。当然，金融和地产业国际比较看，当前中国A股的PB还显得比较高(表2)。由于中国地产金融行业还处于发展过程中阶段，其业绩增长是海外市场的几倍，因此在正常情况下，溢价可能是合理的，特别是土地价值重估时。但在三大“危机”挤压中国经济的时候，除非“一保一控”政策能够同时稳定金融和地产，否则未来地产和金融对行情的上升可能会构成一定的阻滞作用。

由于相当多的行业估值处于世界历史低谷，将在国际资本定价A股时代为A股的反弹行情提供了市场估值依据，即使由于投资者信心不足、预期悲观，A股的下跌风险已经深度释放，此时如果推出稳定经济政策，对股市稳定效应将会经过累积而逐步发挥作用。

第三，国内产业资本已经成为“定价”A股的主导力量。2007年年中在股权分置改革总体结束之际，全球经济出现三大“危机”，2008年初开始A股出现巨幅下跌，可以从供给角度即A股可流通股票大幅增加来解释。A股股票供应增长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2006年以来的大盘股为代表的IPO、再融资带来A股的流通股本的快速增长，2007年国内Ａ股市场IPO融资额为全球第一，新股大规模融资加大了市场压力。二是占流通量60%左右的解禁股2008年开始到2010年大规模进入流通，流通股本的集中快速增长，导致市场压力增大。与此同时，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市场资金供应不足。从国内力量对比看，掌握解禁股的产业资本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A股定价权的主导力量。因此，产业资本通过持续大规模供应股票的方式来决定了A股行情的趋势，特别是资金供应不足时。

因此，从供需角度，大小非是构成A股未来两到三年市场股票供给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期，产业资本面临资金压力，加速了减持步伐。在国际经济三大“危机”挤压下，众多中下游的加工制造企业经营存在巨大压力，从紧货币政策下采取的信贷控制及贷款利率推高，一方面降低了企业盈利预期，另一方面推动大小非的减持以保证资金需求。

在2007年整体市场盈利水平增长50%以上的基础上，如果股价没有过显著上升，2008年、2009年收益的增长将为PB的快速下降提供基础。按照当前市场的PB水平，至2009年底上证综指PB将下降到2.1的水平（不考虑能源与金融行业），但中小板上市公司的PB水平仍处于高位，其估值压力仍然相当大。因此，总体看，2009年中国A股市场因为估值偏低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但PE的行业差异，反弹将是结构性的，行情的全面复苏将是中国经济特别是世界经济渡过“危机”后进入复苏时期，预期还要两年以上时间。如果两年后，世界经济走出衰退阴影，国际资本市场重新焕发活力，A股的PE也会水涨船高。

第四，A股未来发展要走出低迷行情，需要两年的过渡期。历史经验表明，实体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在时空上与资本市场一一对应。A股行情受政策、制度、供求、人气及对外开放等因素的影响，2001-2005年中国经济高增长和企业业绩高增长并没有带来股市的繁荣。如果说开始于是2005年年中到2007年底的大牛市是对2001-2005年经济发展的滞后反应和国内金融改革的集中反应的话，2008年开始的暴跌行情也可能提前反应了投资者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国内经济未来几年的悲观预期。

由于信心恢复的迟后效应，在国际资本和国内产业定价A股的现实下，经济衰退和企业业绩预期如果下滑，则会对股市形成不利的预期，如果加上投资者心理参考点的下移和处置效应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未来两年的行情（2008年9月开始）将是过渡期的反复徘徊局面，当然也有可能在2009年某个时候会出现过度下跌的自我修正行情。根据国内解禁股总量情况、解禁股政策的变化及对国际经济前景对中国市场的反作用等因素分析，我们预期A股市场要到2010年秋天才能走出低迷徘徊态势。

影响股市运行的国内力量分析看，在国家政策、公司业绩和居民投资意愿三者之间，有时候三个因素同向作用，有时候三者互为反向作用，有时两者合力向上，有时两者合力向下。

一是国家政策。国家政策是影响A股趋势的最核心的力量。国有大企业和大机构是国家利益的最终代表，当初证券市场的目的是为了挽救经营不善的大型国有企业。监管机构不断的完善各种监管制度，把净资产收益率、分红比例等经营指标和资本利得实现指标作为企业再融资的限制条件，并不断提高门槛，期望通过建立一个能够健康运转的融资平台。在财政政策方面，“少收与多予”要配合使用，但重点是突破世界粮食“危机”对国内CPI的影响，积极的“重农”政策在未来理应成为国策。稳定CPI的涨幅，就会为推出稳健的货币政策提供基础，稳定的货币政策预期，就为未来企业业绩的稳定预期提供宏观政策基础。因此，从国家层面看，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抓住粮食稳定生产这个牛鼻子，就是抓住股市稳定的基础，也是“一控一保”政策组合的主要抓手。

二是公司业绩。2008年第一季度公司业绩依然优良。我国境内外上市公司第一季度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8.32%，归属公司股东和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达到2,238.77亿和59,927.57亿，同比增长20.22%和53.77%。从2008年中报情况来看，全部上市公司的中期业绩持稳步增长的态势，除了多数上市公司业绩平稳增长外，其中权重很大的银行业上市公司的中期业绩出现大幅增长，预测中期业绩可能会达到第一季度的2倍以上，现在A股市场的平均市盈率已经小于20倍。虽然一、二季度中国股市的表现并未反应出公司业绩的增长趋势，但随着我国股市相关机制的不断完善，通过完善红利分配、公司竞购等手段，股市将成为投资者真正通过投资获取收益的市场。或者可以说，2008年上半年股市暴跌已经提前过度反应了投资者对未来两年业绩不确定性风险，为两年过渡期行情的稳定提供了条件。

三是投资者意愿。楼市泡沫的挤压并没有使资金流向国内的资本市场，而是纷纷流向了国内金融市场和海外市场。2008年上半年，强烈的财税调控政策、不断收紧的货币政策、美国次贷“危机”对信心压力、控制通货膨胀下对核心国有资产业绩提升的担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投资者群体终于信心崩溃。随着政策的调整和时间的消化，过度悲观的情绪将逐步转向稳定，过度下跌的行情可能为2009年中期反转行情提供了条件。

经过了从6100点到2300点的巨大跌幅，中小投资者已经从过分自信和从众行为中转向处置效应。从追求暴利到追求少赔已经成为暴跌后散户的基本心理和投资行为。从对业绩的过分乐观到对未来业绩的过分悲观，投资者对未来业绩表现可能视而不见，这也为未来行情的反弹或反转设置阻力。

基金经理行为。处于维稳的政策要求和对净值排名的名利追求中，股票型基金收缩仓位的结果是形成了在热钱外流时加大市场跌幅的推力。美元加息而可能升值，热钱撤离而人民币升值势头减缓，热钱先做空楼市，2008年上半年全力做空A股，结果是巨额热钱蜂拥开中国，回流美国迅速稳定美股。有人测算，包括投资楼市在内的潜伏在中国境内约有1.4万亿美元的热钱本金及收益。如果1万亿美元本金在未来短期内集中离境，就相当于中国短期内增加了以近7万亿元人民币计的股票、楼房等资本品的供应，股价、楼价和中国企业的资产价格（包括大小非价格）将下跌，对中国股市的压力巨大。这与香港回归前热钱炒高当地楼市和股市，再反过来打压有共同之处。如果未来美股仍然不稳定，热钱外撤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对A股的压力将与解禁股一起阻滞反弹的力度与高度。

从宏观经济运行看，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石油、粮食和金融三种世界性经济“危机”并发症下煎熬。石油、粮食“危机”由于美元的历史性贬值而形成，同时对中国造成了输入型的高成本下的通货膨胀；石油、粮食和起于美元的历史贬值的金融“危机”共同造成了中国经济的高成本时代。

总之，从紧的货币政策、公司业绩、处置效应、资金外流、机构杀跌行为等构成了当今行情的主要元素。在这些元素中，国家政策是唯一可以着眼长远、扭转乾坤的力量。过度下跌后扭转行情疲软的主动权在于国家能否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是通过财政政策保护粮食生产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才能稳定物价、稳定物价才能稳定业绩，稳定业绩进而稳定人心，稳定人心才能为两年后股市的重新上升提供国家政策和投资心理的保障。

即使国家政策适时调整，投资者信心恢复预期需要两年。未来两年内，由于解禁股所代表的产业资本具有较强抛售意愿，个人投资者以及公募基金的处置效应也对市场上涨构成阻力。A股缺乏卖空机制，公募基金受制于契约的仓位限制，在行情下跌过程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净值在行情暴跌中下降，公众对公募基金持有兴趣的下降、申购量的萎缩、基金持有人的卖盈持亏心理，公募基金管理者作多意愿下降，这种情形将影响行情在过度下跌时的自我修复功能,从市场内部资金供应看,也不可能出现快速反应式的反弹行情。

金融投资群体股市定价权的历史性丧失和中国证券投资者内在的处置效应行为将影响未来两年的行情，巨额亏损导致个人投资者信心持续低迷的可能性大，我们预期至少两年内（2008-09/2010-09），处置效应即卖盈持亏的现象将会持续，从而阻滞了过度下跌后行情反弹的上升力度。我们这一判断的基础是基于群众心理的时空对称原则和A股指数存在5.5(5.6)年的可公度时间。行情已经调整9个月时间，预期仍然需要至少24个月左右的过渡期，即在行情已经下跌0.618的黄金分割位后,行情的调整时间如果与A股在本轮牛市时间对称的话，最少还需要33个月的调整时间，在此期间，即使不再下跌，也不大可能快速上升。

情景模拟认为，在贸易国际化和金融国际化条件下，在A股国内产业资本定价和国际资本定价的背景下，企求短时间快速反弹已经不现实。理想的情景是行情再经过两年的徘徊而回升，即行情进行5.5/2即33个月调整到2010年9月开始出现象样的反弹，但反弹的高度视当时情况而有所不同（图39-41）。当然，我们不排除A股指数需要进行5.5年的可公度时间的调整的可能，行情到2013年年中才走出低迷徘徊的局面。

对未来行情的情景模拟和趋势预测，将是风险极大的事情。根据中国投资者行为特点的分析和A股国际资本和国内产业资本共同定价的现实，我们仅仅给出几种初步的情景模拟。A股未来行情情景模拟的准确与否，还得看国家宏观政策是否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调整和股市政策是否顺势而为，因为在国内，国家政策是影响股市运行方向的关键力量。发达国家近期的实践证明，美国采用的积极的货币政策对股市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当市场失灵特别是市场自组织无法发挥正常作用的时候，政策的调整和科学运用将为市场功能的修复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奥运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及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仅可以扭转经济走向衰退的趋势，还可以一举稳定人心，为两年后股市可能的重新繁荣奠定基础。

第五，行情暴跌与估值体系重组是创造性破坏的历史进程。A股的价值体系（参考系）国际化,由于资本项目下资金还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加上QDII投资的历史性失败,为国内资金的外流动起到时滞作用,从而估值国际化正处于过程中。当前A股估值处于国际历史低水平的原因，是国际资本自救行为和对美元在2008年下半年升息的预期导致的资本（热钱）外流对A股定价体系的“外部性破坏”。迅速提高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国际经济衰退、从紧的货币政策等导致对公司业绩预期下降的作用、过度投机后市场自组织力量的反作用，对国金融资本主导的A股定价体系形成“内部性破坏”。

如果视同A股定价体系重组是“外部性破坏”和“内部性破坏”合力形成的“创造性破坏”后的历史进程，我们认为，这个过程从内部看必然交织着高成本压力下的国内产业升级、应对三大“危机”国家政策的科学取向、企业业绩的预期变化及投资者心理的自我修复历程。A股定价体系重组的外部因素将随着资本项目对外开放度的扩大、国际资本对国内产业资本的渗透度提高而不断强化。当前，A股估值基本上与国际资本市场持平甚至更低，不过是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下对中国经济过度悲观预期的特别表现，A股无论是单个公司还是整体市场估值将与世界市场共舞，但也可能在提前暴跌后提前出现回暖。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再经过两年左右的徘徊，世界经济走出衰退阴影，2010年下半年开始A股行情有可能走出2008年暴跌的阴影。(程俊杰,陈亮,周煊等为本文提供了解相关资料或者数据统计帮助,特此感谢)

]]> 李国旺 2008-9-4 22:02:00 <![CDATA[20080901应对美国战略围剿的蓝海方略]]> http://liguowang.blog.cnstock.com/465593.html 20080901应对美国战略围剿的蓝海方略

2008年09月01日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发展战略处处长高辉清先生在《上海证券报》上发表了《油价暴涨：美意在绞杀中国》的檄文（以下简称为高文），通过历史分析指出美国正在对中国发动能源战争，意在通过能源战争为实现货币战争准备条件。高文引用了许多历史资料，通过严密分析，直指美国石油战在于发动粮食战、粮食战在于发动货币战，其最终目标是将中国经济引向金融危机，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保护美国垄断资本的既得利益格局不因中国等新兴国家发展而受到挑战。

高文说：“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前，老布什总统担心因开战引发油价暴涨，决定动用石油储备，通过净释放1721万桶储备油，把国际油价从每桶32.2美元迅速压低到18美元以下。可在去年（指2007年）1月，当油价呈现加速上涨苗头，有经济专家建议布什总统动用石油储备时，他非但不同意，反而宣称美国要在未来20年里把原有7.27亿桶石油储备再增加一倍。”我们认为，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前,美国还没有直接控制石油资源，涨价对美国的利益不大,因此美国反对涨价甚至运用战略储备相威胁；2008年以后，经过两次海湾战争，美国已经掌握并控制了中东石油资源，石油价格上升，对美国共和党背后的石油寡头（包括布什家族）有利，因此美国在国际石油价格疯涨时宣布增加储备，就是在油价上火上浇油，迫使国际市场增加对石油美元需求的同时，实现美国控制下石油垄断资本的最大利益。

高文说，“受各种因素影响，2008年4月下旬美元出现了企稳反弹的走势，以美元标价的油价理当企稳下降，然而，非常奇怪，不早不晚，恰恰此时英美发生了一些蹊跷的事，有意无意阻止了油价的下跌:4月21日壳牌石油公司称在尼日利亚的输油管道遭到袭击，公司原油日生产能力下降16.9万桶；4月25日美国政府和军方发言人同时证实，美国军方船只在海湾水域向伊朗军舰开枪；4月29日，布什总统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继续增加美国石油储备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我们认为，一边玩弄石油供给因为地区不稳而短缺，一边又提出要提高储备增加需求，造成人为供求紧张，这与国内一些“庄家”在玩商品期货的手段没有两样，不过美国是以国家力量在玩弄全世界，目的是最大地获得石油涨价的战略利益。

高文引用基辛格说法:“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世界。从最近的情况看，美国已经同时在使用粮食和石油两大武器。可以预见，未来有一天，美国人把货币武器也再次祭起之时，也就是美国人收割胜利果实之日了。”实际上，2001年911事件开始，美国已经在综合运用石油、粮食和美元三大武器，而且在国际上已经玩出上述三大危机了，除了俄罗斯和巴西因为资源能源出口在三大危机大发灾难财外，在危机中收获最大的是美国这位世界庄家，新兴市国家大多正在为美国垄断资本玩出的棋局买单。

高文说，“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所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量占全球经济增量的三分之二（按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重振世界霸主雄风，有效打击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势头，此时便成为美国决策层心头一个不便公开的秘密。打击新兴经济体的最有效方式莫过于提高粮食和石油资源价格。2002年以来，全球石油产品和金属消费增量的90%以上、全球粮食消费增量的80%以上来自这些经济体。粮食和石油资源价格的上涨毫无疑问将直接增大新兴经济体的生产和生活成本。其中，石油价格上升对美国实现其战略企图尤其重要:既为粮价上涨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使美国财团在生物能源领域的投资能够获得利润，从而可在生物能源领域为未来发起能源战抢占先机。”如果我们放长做宏观历史和从世界利益瓜分的大棋局上考察美国的战略布局，就会发现美国国家战略的高妙之处。二战后，世界粮食产地已经从传统北非、东南亚等地转移到北美、西欧等地，国际粮食的供求已经为国际垄断资本控制。通过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高额补贴和低价出口政策已经将新兴国家的农业摧残，多数新兴国家却成为粮食进口国。通过沙特和欧佩克组织，美国已经深深将美元植入国际石油贸易体系。在国际市场，美元、粮食与石油已经成为一体三面的互不分离的怪物。美国通过倾销美元，在国际上就能推动石油价格的上升，石油价格上升，必然不仅产生美元的强烈的需求增长并导致粮食价格的上升，美国垄断资本就这样玩弄世界经济于股掌之上。

因此，通过美元这一平台，当前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石油实际控制国家，由于同时也是最大的粮食出口国，石油和粮食涨价只会给美国带来巨大收益。石油价格如果保持高位运行，国际垄断资本通过持续的高通胀伤害中国经济肌体。

如果上述分析符合美国国家战略即称霸全球的客观真相，我们认为高文提出的对策可能还无法阻止美国实施的对中国发展的能源、粮食和金融三管齐下的战略围剿。高文的对策是，“首先，进一步加强资本管制，在适当时机，将严进宽出的外资管制政策改为严进严出的政策。这是中国应对国际投机的最重要也是最后的屏障。如果我们能够让投机资本知道, 未来即使在中国境内获得的利润，想顺利汇出去并不容易, 投机资本的流入将会大大减少。其次，加速发展循环经济，大幅度减少国民经济的能源消耗强度，那样，价格战对我们的损伤也将随之大幅度下降。”既然美国的国际战略是石油、粮食和美元环环相扣的，在贸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深化的过程中，要破解国际金融、石油和粮食三大“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我们扬长避短发挥并利用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优势采取“反扣法”，即不随着美国的战略转动而起舞，而是寻找并实施自己的“蓝海方略”:

首先，采取积极和财政政策保障粮食生产安全。2007年夏天开始迅速上升的物价指数是宏观政策从稳定向偏紧调整的依据。根据中国食品占CPI比重33%左右和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36.3%和43.1%看，农业生产稳定发展是稳定物价进而稳定人心的关键，粮食价格趋势因此成为决定中国经济未来几年是否“晴天”的关键。

美国农业是在国际“大棋局”下进行布局的，通过对农业全面高额补贴保证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保持，并通过低价倾销摧毁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从而在石油以外储备了另外一个战略武器。中国经济在2007-2008年国际经济三大“危机”中能够实现软着陆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政府手中有粮，即中国经济能够在高油价和高粮价时代创造出全球粮食价格的“洼地”，进而迅速稳定国内物价， 2008年中国政府有效突破了国际资本的全面围攻的核心武器就是粮食，前几年狠抓粮食生产是中国经济能够在世界经济三大“危机”并发时平稳着陆的“安全保障”。

但是，目前这个安全保障机制并不完善，原因是中国经济中“农业补贴工业”的现象并没有彻底改观。近年来由于石油涨价导致的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幅度远高于农业产品涨价幅度，农业部门的剩余价值仍然通过农业生产资料高价形式被倍数转移，农民低技术水平和高成本下的获取的收益远远没有过达到社会平均利润水平。

提高农业生产的收益水平进而提高农民种粮和养猪的积极性已经成为未来中国经济能够平稳增长的关键。我们的建议是，在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上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是协助建立现代化的农业产业专业化的生产合作体系，通过分工协作提高农业生产率，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的利润水平。国家引导并保护农业专业化生产合作社和农业专业供销合作社，促进农业产业升级和规模生产，分工协作和规模效应提高农民的谈判地位，保护农业生产的稳定。当然，国家直接提高粮食收购保护价，并对种粮者加大种子、化肥、农机等实物或者现款补贴及信贷帮助、保险援助，这些措施将会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如果这些措施固化成政策或者制度，将会为中国粮食安全建造安全阀。二是直接加大粮食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等实物补助，多少粮食可以换取多化肥和种子，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部分由国家财政承担，避免再次出现工农产品剪刀差。三是开发农产品远期交易合约，保证农民在未来价格约定下，安心生产。远期交易合约主要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单位进行，具体的农业生产单位只用心按约定价格生产粮食并不关注其中价格变化。四是开发并补助农业生产的商业保险。防止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比如农业生产的商业保险，国家可以补贴50%费用。在气候多变和农业“靠天吃饭”即低技术条件下，在国家扶持和农民自愿下加大农业生产保险的“营销”，已经成为未来中国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五是国家提供农业生产的商业保险鼓励农民走出去。凡走出国门通过国际合作实现规模化农业生产者，国家全额进行商业保险费用补助，以解农民国际创业的风险，即通过国家财政补贴将新农村建设概念扩大到全球，从而彻底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

总之，如果未来几年中国粮食生产能够在积极财政政策下稳定增长，我们就有机会突破三大“危机”的逼迫，在美元定价全球物价和股价的条件下的经济稳定增长，即实现高成本下的中等物价水平和平稳增长，只有这样的经济条件才能为“股灾”后恢复元气打下基础。当然，如果真的实施农业方面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物价稳定的基础上，我们预期经过两年左右的休养生息股市有可能重新稳定上升。

其次，走出与美国不同的能源战略。中国能够在能源“危机”中不倒的原因是国内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达70%，煤炭相对充裕供应和石油占比相对较小，成为中国可能幸运躲过能源危机的主要原因。

但是，石油作为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对中国物价的作用巨大。高油价必然告别低粮价，全球将进入高粮价时代，为此中国将结束低通胀和高增长的黄金时代，进入高成本和平稳增长时代。目前，中国石油在整体能源结构中占到20%左右，但对外储存度近50%。因此，为了保障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中国要走与众不同的能源安全战略，防止美元贬值与石油涨价共同阻滞中国经济增长。

2008年石油“危机”的原因是美元“信心保卫战”。在双赤字情况下，美国为了保持美元的“信心价值”，在上世纪70年代金本位制破产的条件下，只能通过控制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石油资源，让石油起到美元“内在价值”的信心作用。

为了美元“想象价值”的保存，美国不惜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制造伊朗核问题并挑动俄格冲突等。当证明伊朗核问题是一个美国制造的谎言时，美国就在自己的身体上割下次贷“危机”这块烂肉，并将次贷“危机”这一金融病毒播散到全世界，从而引发货币倾销。这样在政治上通过恶化地缘政治斗争，在经济上通过美元倾销，两手同时抓，共同激化了石油供求关系，迫使国际油价的节节上扬。从目前情况看，美国已经将货币倾销和制造国际动荡局势当作解决其国内巨额债务问题的主要策略，在新一届总统上台前，这一策略不会有大的改变，国际石油价格持续上升的美国因素还会继续，2008年下半年石油价格仍有可能在美国“理性”调控下出现非理性的上升，未来几年在弱势美元的作用下，石油平均每桶仍然会在100美元上下游荡。在美国控制国际石油资源的条件下，造成现代金融的悖论即美元越贬值，国际上对美元的需要越强烈。

目前循环型新能源包括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水电、潮汐能和生物质能等。从中国能源产业发展长时角度看,确实是能源发展史上的蓝海战略,在政策的引导下,我国相关行业很可能开辟新的能源发展空间,彻底改变中国的能源结构,为国家能源战略安全提供保障。但未来五年内，由于技术限制和我国特殊的能源结构，新能源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无法成为主要能源。

为此，根据当前国内的能源结构，除了加大煤炭、石油开采力度、理顺价格体系、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外，通过合理启动外汇储备的能源战略就很有必要。

我们建议：启动在非洲、拉丁美洲进行新能源开发战略，比如开发热带生物质能源，就可以与非洲大陆合作开发利用非洲的土地，我们与非洲的能源合作战略就会比国际资本提前一步。经济发展离不开对各种资源的使用，中国强大的外汇储备为中国开辟能源战略上的蓝海战略提供了实力保证，可以围绕产业升级相关的石油等资源投资和新的生物质能的开发，提前做好能源和资源世界性战略储备。

第三，外汇储备为解决中国的“三农”服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过多的外汇储备如果使用不好，就成为国内流动性泛滥原因和国际上财富被转移的对象。实际上，在贸易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积累是建立在广大民工低收入的基础上的。解决高外汇储备与低民工收入的矛盾是解决国内消费增长不足的关键，将外汇储备从货币形态转变成解决金融“危机”的战略资源，是金融领域蓝海战略的方向。

中国人多，人均占有耕地不到世界平均的1/3，剩余劳动力只能向第二产业特别是外向型产业转移。在庞大的外汇储备建立后，解决我国“人多地少”的问题既要眼睛向内，更要放眼全球。

眼睛向外主要内容是对外进行移民和农业相关投资。一是直接向地多人少的国家租用或者收购土地进行农业生产。如果国家出面可能会遇到阻力，但国家可以“化整为零”即通过财政援助，帮助农民组织“国际农业专业合作社”等“白手套”式平台，方便农民对外进行规模化农业开发。比如中国的农村劳动力与广阔的非洲大地进行了有机结合，产生了国内农村无法达到的经济效益。国家财政可以通过提供法律援助、外交及业务技能知识培训、外语培训和财政免费提供出国务农的“商业保险”，为出国务农的农民解决后顾之忧。二是收购占有丰富土地资源的国际上市公司股权。粮食已经成为国际战略竞争中的战略武器。庞大人口基数下的5%的进口需求，会被国际资本放大成粮食版的“中国概念”，使我们的进口成本成倍上升。收购或者参股具有丰富土地资源的海外上市公司，中国就有可能在粮食战争中处于主动地位，对冲国际粮食价格上升的负面影响。如果国际视野上处理好粮食供应与价格平衡问题，外汇的战备作用就会发挥极致。

眼睛向内的长效果机制是在农村建立各类保障制度。农业为国家现代化提供剩余价值的历史已经持续了五十多年，当前国家已经有巨量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已经具备条件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外汇储备高企，农村劳动者转移出来的民工功不可没。如果部分外汇储备用于财政转移支付，比如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医疗教育机制，解除农民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并享受教育方面的全民待遇，则农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会大大提高，一举扭转改革三十年来农村消费的增长率始终低于城市的局面。果能如此，农民在解决后顾之忧后，能解放思想，敢于消费、能够消费、方便消费，并向享受和发展消费发展。换句话说，农民养老、医疗和教育由国家财政特别是外汇转移支出来实现了，中国就可以通过内需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惠民政策将产生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起码对中国内需的拉动有望持续三十年。当中国经济奇迹再次创造后，A股的发展将有可靠的业绩保障。

眼睛向内近期的重要对策是及时应对热钱大规模外流造成的资金窟窿。在现有外汇管理体制下，我们认为，2007年讨论的“流动性泛滥”在中国可能是一个伪命题，“流动性泛滥”是因为在过去的外汇管理体制下央行对流入的国际资本被动结汇的结果。一旦热钱撤离，流动性泛滥就有可能转变为流动性紧缺。当前中国经济就处于这种“似滥实紧”的状态，即流动性停滞于金融体系，但实体经济面临衰退却得不到流动性的及时滋养。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国际资本的挑战，迅速将从紧货币政策转变“灵活”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出现衰退拐点。因此，我国的金融对策不局限于对外汇储备的“蓝海战略”式使用，而要在传统的金融政策上实施蓝海战略，特别是面临国际资本搅局的情景下，我们的对策应当是国际资本退走多少，我们就向市场补充多少资金，迅速弥补热钱撤离后流动性不足的风险，让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具备充足的资金支持，也为股市人气的提升和业绩的稳定提供稳健的货币政策的保障。

]]> 李国旺 2008-9-1 23:15:00 <![CDATA[农业：中国经济破解国际危机关键]]> http://liguowang.blog.cnstock.com/464816.html 稳定农业即稳定物价，稳定物价即稳定民心，稳定民心即稳定大局。因此，我们需要建立现代化农业生产合作体系，需要由国家承担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的成本，可以考虑开发农产品远期交易合约，开发并补助农业生产的商业保险，并且由国家提供农业生产的商业保险，鼓励农民走出国门通过国际合作实现规模化农业生产。

　　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并发症下，石油、粮食和金融危机当前正三管齐下向中国经济挤压。想要破除国际性经济、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冲击，我们就得寻找“解穴”之道。以笔者之见，如果未来几年中国粮食生产能稳定增长，我们就有机会获取在高成本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沪深股市就有可能经过两年左右的休养生息而重新稳定上升。

　　由于中国经济的高外部性，石油、粮食的持续高走与美元的历史性贬值共同造成了中国经济的高成本时代。2007年开始，中国A股市场也开始了新的定价历史。股改导致了中国A股市场定价权由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对外全面开放导致了中国A股市场定价权由国内资本向国际垄断资本的转移。产业资本通过对解禁股的抛售形成了“产业定价”；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公开的如QFII或者热钱形式投机地产和资本市场，通过资本的大规模进出并以国际舆论和话语主导权形式引诱A 股“国际定价”。由于中国在世界上产业分工地位的原因，国内的“产业定价”逐步让位于“国际定价”，这一切又与中国经济的美元化有关，即中国经济增长与美元汇率变化密切相关。因此，吃透美元的未来趋势，就能大致确立维护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政策方向。

　　当中国实体经济的定价权还由国际垄断资本掌握，当中国虚拟经济的定价权又为国际垄断资本掌握时，中国实体经济的“价值创造能力”就有可能下降。价值创造能力下降，源于企业生产要素成本因美元贬值而急剧上升。中国企业无法克服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原因是中国整体产业处于世界加工厂的地位，即处在产业分工微笑曲线的底部，只能赚取加工费用而无法获取专利、品牌、渠道等“复杂劳动”或者“协同劳动”的附加值。当中国产业从轻纺化向重工化转变，石油、铜、铝、铁等成为重化工业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时，美元的历史性贬值造就了国际要素市场中大宗商品价格的历史性上升。如果任凭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如大额外汇储备就有可能化为一缕烟尘。

　　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坚持科学处理“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辩证关系，从“民以食为天”和“人是铁饭是钢”的智慧中坚持抓粮食生产不动摇，从而有望破解国际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2008年经济软着陆即物价适度上升条件下的经济高速增长有望实现。

　　由于石油大幅涨价、人民币大幅升值和资本市场大幅下行，中国在本次危机中损失巨大。未来中国经济在“危”中转“机”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政府手中是否有粮，即中国经济能够在高油价和高粮价时代创造出全球粮食价格的洼地，进而迅速稳定国内物价，有效突破了国际垄断资本的全面围堵的核心武器就是粮食。因此，重视粮食生产是中国经济能够在世界经济的惊涛骇浪中平稳着陆的保障。

　　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关键问题是，中国产业已经由轻纺向重化转移，但是“农业补贴工业”的现象并没有因为“直补”等优惠政策而彻底改观。近年来由于石油涨价导致的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幅度远高于农业产品涨价幅度，农民低技术水平和高成本下的收益远远没有达到社会平均利润水平，农业部门的剩余价值仍然通过农业生产资料高价形式被转移，增产不增收的机制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如果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在农业生产安全的“防火墙”至今还没有全面建立时，将影响中国农业生产安全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安全，也将为国际垄断资本向农业部门渗透创造制度条件。

　　稳定农业即稳定物价，稳定物价即稳定民心，稳定民心即稳定大局。因此，我们要将粮食生产当成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来看。当前农业生产能够在弱势中稳定的制度保证是农村土地公有制。在还没有全面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条件下，农村土地承包权实际上起到了对农民的“社会保障”作用，从而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器。因此，未来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是中国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中国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的前提是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的持续，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的长久保持在于农业生产可以得到社会平均利润。

　　笔者为此建议：一，建立现代化农业生产合作体系，通过分工协作提高农业生产率，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的利润水平。国家引导并保护农业专业化生产合作社和农业供销合作社，通过分工协作和规模效应提高农民的谈判地位，保护农业生产的稳定。当然国家直接提高粮食收购保护价，并对供粮者加大补助款项将会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二，直接加大粮食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等实物补助，多产粮食可以换取更多化肥，由国家承担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的成本，避免再次出现工农产品剪刀差。三，开发农产品远期交易合约，保证农民在未来价格约定下，安心生产。四，开发并补助农业生产的商业保险，防止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比如农业生产的商业保险，国家可以补贴50%费用。在气候多变和农业“靠天吃饭”即低技术条件下，在国家扶持和农民自愿下加大农业生产保险的“营销”，已经成为未来中国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五，国家提供农业生产的商业保险鼓励农民走出去。凡走出国门通过国际合作实现规模化农业生产者，国家全额补助商业保险费用。

]]> 李国旺 2008-9-1 8:40:00 <![CDATA[20080831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威胁中国粮食生产安全]]> http://liguowang.blog.cnstock.com/464406.html 2008年在国际粮食危机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粮食价格处于世界粮价的“洼地”，从而为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做出了贡献。但是，中国农业生产的基础并不牢固：从国内看，仍然存在农业补贴工业的现象，农民收入还没有与GDP同步增长；从国际看，由于石油等家资上游产品由国际资本垄断，存在中国农业补贴国际消费品的现象（通过农产品出口、通过农民工低工资等形式）。

2008年8月28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受国务院委托，做《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时指出，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实现了1985年的最高增幅，但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2004～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量，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连续4年每年超300元；扣除价格因素，增幅实现了1985年以来首次连续4年每年超6%。农民增收并没有改变工农产品剪刀差和城乡收入差别加大的现实：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扩大到了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

这组矛盾突出反映了目前我国“工业反哺农业”政策还没有落实到位，农民的增收困难。

《报告》认为造成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扩大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国家在“三农”支出没有达到应有水平。《报告》指出，2007年我国的“三农”支出增长力度还不够，20007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速32.4%，财政支出增速23.2%，“三农”支出只增长23%，国家在“三农”上的支出还没达到平均水平。

二是农资价格上升，农业生产效益连降。农业生产比较效益持续下降影响了农民增收，细究其根源在于“受国际原油等原料价格上涨的影响，我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近几年大幅上涨”。《报告》指出，2004～2007年，全国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平均每亩总成本从395.5元增至481.1元，增长21.6％，亩均净利润从196.5元下至185.2元，下降5.8％。按目前价格测算，2008年因农资价格上涨，农民种粮亩均支出比上年增加近60元。受饲料价格大幅上涨等因素影响，养殖业的成本也持续增加。

三是农产品价格过低，农民无法转移成本。“在确保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完全理顺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价格仍需一个较长的过程。”近几年粮食连续丰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但由于农资价格上涨过快，种粮农民效益并不高，增产不增收。

四是农村金融支持的力度不够。农民贷款的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此外，农业生产率低、种粮食效益低引发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一些农村出现空心化。

我们认为工农产品剪刀差及城乡收入差别拉大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制度和政策原因。在农村土地制度、农民就业制度、农产品价格体系及农业科技和服务体系建设都需要改善。在农民工工伤、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完善后，才能正确引导农村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因此，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以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和财产性收入，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征地补偿机制和安置办法，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等社会事业完善后，政府应该适时、适度上调粮价，才能保护和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因此，解决“三农”问题进而减少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加大的趋势，既然从制度、法律层面进行建设，确保农民粮食生产可以增产增收，但“三农”支出是否提高，还在于政策层面是否意识到这是国家安全的大事。

首先，要改变“三农”支出只是支出性的认识。当前“三农”支出水平低下，可能与“三农”支出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有关，但“三农”的提高，却是中国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安全阀的巩固。但是，在“三农”支出不仅会产生广泛的社会效益，还会拉长农村产业链，进而拉长农民收入链，实现工农业生产和效益的交集。从物质文明看，国家在农村的道路、通讯、能源设施等投入，无法短时间直接拉动如城市一样的GDP及财政收入增长，却为城市消费延伸农村、农村消费延伸到城市起到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如果这种物质文明的建设与农村地区的社会文明即教育、医疗、社保建设结合起来，将激发10亿农民的消费热情。如果农民人均消费增长3000元，直接消费需求就会增长3万亿，相当于2007年中国GDP总额的15%，从而反过来推动GDP的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长。

因此，财政在“三农”上的支出要算大帐，要算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帐。目前，城市正处于消费升级，即可选消费将占主要的增长部分，但广大农村地区却处于消费结构完善恩格尔系数逐步下降的过程中。我们认为，未来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安全阀，操控在国家手中。如果在“三农”支出上实现两手抓，即在物质文明建设上大力推动农村的道路、通讯、能源建设，在社会文明上大力推进医疗、社保、教育事业建设，同时实施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价格政策，中国的粮食生产安全才有保障。

二是“三农”支出的提高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直接力量。中国经济特别是贸易全球化在进入21世纪后加速发展，但贸易摩擦也加速在发展。发达国家市场已经无法象中国刚刚加入WTO时可以不断吸纳中国新增长的产能，中国经济增长无法单纯以靠压低民工收入保持出口增长来拉动。发掘和利用国内市场，特别是农村广阔的市场，理当为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国策。农村市场的可持续繁荣，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农民增收速度不低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二是农民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上没有后顾之忧进而敢于消费，三是道路、通讯、能源等设施完善，农民能够消费。这三个条件无不与“三农”支出有关。

三是要彻底改变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就得在实施三农政策的同时，认真落实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绿框协议”。农民增产又增收是农村市场发展的最基础的工程，增产不增收的原因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升。要克服工农产品价格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就得国家在种子、化肥、科技、培训、农机、保险等方面全面实施“绿框协议”，直接消除因为工业品涨价和农民在科技、培训上的不足，通过提供实物援助和科技援助，消除农民在国民生产体系中和弱势地位，进而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为中国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安全加上安全阀和防火墙。

]]> 李国旺 2008-8-31 15:49:00 <![CDATA[20080831俄格冲突中的国际石油幽灵]]> http://liguowang.blog.cnstock.com/464273.html

俄格冲突与国际石油前景相联系，国际石油前景又与美国国内政治相联系。如果我们以此展开分析，就可能找到冲突的源头并可以对此进行情景分析。

俄格冲突发生后,双方互相指责。2008年08月29日格鲁吉亚总统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在为英国《金融时报》供稿即《俄罗斯打算重绘欧洲地图》中认为“俄罗斯为何入侵格鲁吉亚现在一切真相大白。通过非法承认格鲁吉亚领土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已清楚地表明，莫斯科的目标是用武力重绘欧洲地图。这场战争决不是因为南奥塞梯或格鲁吉亚。莫斯科方面筹划多年，正通过此次侵略来重建帝国、增强对欧洲能源供应的控制，并惩戒那些相信民主能够在其邻国蓬勃发展的人们。”

面对来自美国的指责，俄罗斯总理普京28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指出，“美国装备和训练了格鲁吉亚军队，并且推动格鲁吉亚领导人作出进攻南奥塞梯的决定，从而挑起了冲突。他怀疑美国国内有些人故意制造这场冲突，目的是为了让参加美国总统选举的某位候选人借此机会获得优势”。普京指出，南奥塞梯冲突是美国政府策划的一场阴谋，他们的目的就是帮助对克里姆林宫一直持有强硬态度的麦凯恩入主白宫。普京说:“对于格鲁吉亚领导层所犯下的罪行，美国方面根本不会抑制。实际上，他们一直在支持格鲁吉亚军方。”目前，美国民主党竞选人奥巴马已经获得了该党总统候选人的正式提名，承诺结束伊拉克战争。共和党竞选人麦凯恩也即将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正式提名，两人将角逐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

从上面的嘴仗中，我们发现，冲突的核心问题是国际能源即石油控制权。2008年8月3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网讯，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俄罗斯可能在未来数日内切断对西欧的石油供应，以报复“欧洲联盟”拟就乔治亚冲突对俄国祭出制裁，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近日在黑海集结军舰。报道说，俄国有意拿石油当武器恫吓西方，势将使乔治亚危机急遽升级，并可能让油价涨势再起，对已饱受信贷危机摧残的金融市场造成大震荡。莫斯科坊间传言，俄国石油公司已接到克里姆林宫命令，准备切断透过名为「友谊」管道输往德国和波兰的石油供应。据信俄国龙头石油公司路克石油（LUKoil）主管周末将进入随时待命状态。路克石油日产两百万桶石油，占全球石油供给的二．五％。俄国每日出口约六百五十万桶石油，对欧盟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分占欧盟总需求的二六％和二九％。全球石油供给只要一天短少一百万桶，便会造成油价飙涨。

在美国掌控中东石油资源的背景下，2007年年中发生的次贷危机以来，美国共和党政府通过美元倾销和刺激国际石油价格上升中，实现了逐步解决双赤字和美元贬值中“信用”价值上升的目标，从而为共和党在年底胜选铺平道路。当民主党候选人喝出胜选举即从伊拉克撤军的口号、石油价格上升导致需求下降，石油价格每桶在上升近150美元时一路回落。石油价格回落和中东和平并不符合共和党政府背后的金主的利益，高油价和军事冲突才符合美国共和党背后的金主即国际石油垄断寡头和军火垄断寡头的瓜分利润和出口军火的利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如果无法再扩大冲突时，就得寻找一个新目标。

格鲁吉亚可能是国际石油垄断寡头和军火垄断寡头通过挑起冲突进而实现利益最好目的地。冲突必然导致俄罗斯的剧烈反应，俄罗斯的剧烈反应必然动用军事和经济手段。俄罗斯动用军事手段为美国和北约军事力量进入中亚地区提供了最好的借口，一旦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力量全面介入中亚地区,鉴于中亚地区丰富的能源储备，美国和西方将掌控了类似第二个中东。当前，俄罗斯美国北约军舰开进黑海形成对峙局面，中亚地区的动荡，也会美国出口军火创造条件。

俄罗斯的经济手段主要是运用中断石油供应逼迫西欧就范，打破欧美的结盟。但是一旦俄罗斯动用石油工具，国际石油因供应减少，价格必然飞涨。石油价格飞涨，必然导致国际市场对美元需求的上升，保持美元的需求价值和信用价值，巩固了美国出口货币进口财富进而注销对世界的负债的目标，因此共和党政府就会在美国国内大获人心。

俄罗斯如果不想随美国共舞而自乱阵脚，不想被美国共和党政府利用，在结束冲突地区军事行动、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时候，对其石油工具宜采取“用而不用”的的策略，争取欧盟的同情或者欧盟不做出真正制裁俄罗斯的行动。因为冲突扩大只能加剧欧盟的经济衰退，也对其它石油进口国的经济造成致命的打击，但美国可以在冲突中实现基政治目标（近期选举）、经济目标（美元扩大倾销而注销债务）和军事目标（扩大军火出口的同时控制中亚）。

当然，俄罗斯最好的结局是借用独联体内部和地区合作组织的力量实现其对格鲁吉亚的和解。和解的实现，将打破美国的战略棋局，俄罗斯在重塑威望时，与地区和平力量一起实现中亚的和平。问题是这种和解和和平的努力，与美国利益诉求不同调，美国会同意吗？如果美国不同意，一旦冲突继续扩大，国际石油价格只能随着美国利益的指挥棒走了。诚如是，世界有关国家必须走出依赖石油的发展迷思，重点开辟新能源的蓝海之路，以摆脱美国对世界货币、国际石油的控制。

]]> 李国旺 2008-8-31 9:04:00 <![CDATA[20080814农业仍然是中国经济未来稳定发展的关键]]> http://liguowang.blog.cnstock.com/451685.html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三种世界性经济危机并发症下的煎熬:石油、粮食和金融危机一齐向中国经济挤压。石油、粮食危机由于美元的历史性贬值而形成；造成输入型的高成本下的通货膨胀；石油、粮食和起于美元的历史贬值的金融危机共同造成了中国经济的高成本时代。因此，我们可以说，2007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低成本高增长时代，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必须面临高成本的挑战。溯本正源，中国经济增长将与美元贬值与升值密切相关，如何吃透美元的未来趋势，就能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政策的选择的方向。

2007年中国A股市场也是全面告别内部股权分割对外走向全面开放的时代。股改导致了中国A股市场定价权由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转移；对外全面开放导致了中国A股市场定价权由国内资本向国际垄断资本的转移。产业资本通过对解禁股的抛售形成了“产业定价”，导致A股进入股权成本决定股价的时代；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公开的如QFII或者热钱形式投机地产和资本市场，通过资本的大规模进出并以国际舆论和话语主导权形式引诱A 股定价向国际资本市场看齐：不管是国家战略型企业还是一般的竞争性企业，一旦进入“国际语境”进而实现“国际定价”，这逐步丧失了自我定价的能力。

上述一切的发生，在于实体经济创造“价值能力”的下降，这种能力的下降，又源于企业承包生产要素成本短期的急剧上升。中国企业无法克服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源头是定位于世界加工厂地位，即在产业分工微笑曲线的底部，只能赚取加工费用而无法获取专利、品牌、渠道等复杂劳动或者协同劳动的成果。当中国产业从轻纺化向重工化进军，当石油、铜、铝、铁等成为重化工业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时，美元的历史性贬值造就了国际要素市场中大宗商品价格的历史性上升。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如大额外汇储备差一点化为一缕烟尘。

中国的能够幸运地三大危机中挺过来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科学处理“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辨证关系，从“民以食为天”和“人是铁饭是钢”的智慧中坚持抓粮食生产不动摇，从而有望实现2008年经济软着陆即物价适度上升条件下的经济高速增长。

但是，直到今天，美元的历史性贬值还没有真正结束，即美元通过贬值转移美国经济危机的历史过程还没有真正结束的时候，中国经济能否在未来几年保持适度通货膨胀下的稳定增长？我们认为此中关键的问题仍然农业生产能否持续稳定增长。

美国政府为了缓解国内经济危机而制造了美元的历史性贬值，借助美元的国际通货地位和美国对世界能源和主要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的控制力，正全面通过国际商品交易、国际货币交易和对外资本输出与回流对国际资本市场制造价格动荡，实现了风险输出与收益回收的目标。由于石油大幅涨价、人民币大幅升值和资本市场大幅下跌，中国在本次危机中损失巨大。中国经济在危中转机的根本就是中国政府手中有粮，即中国经济能够在高油价和高粮价时代创造出全球粮食价格的洼地，进而迅速稳定国内物价，有效突破了国际垄断资本的全面**的核心武器就是粮食。中国人可以三天不开车，但不能三天不吃饭。因此，中国前重视粮食生产是中国经济能够在世界经济的惊天骇浪中平稳着陆的保障。

现在中国经济存在的关键问题是，中国产业已经由轻纺向重化转移，但是“农业补贴工业”的现象并没有因为“直补”等优惠政策而彻底改观。近年来由于石油涨价导致的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幅度远高于农业产品涨价幅度，农民低技术水平和高成本下的获取的收益远远没有过达到社会平均利润水平，农业部门的剩余价值仍然通过农业生产资料高价形式被除数转移，增产不增收的机制导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远远没有过调动起来。如果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将影响中国农业生产安全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安全，也将为国际垄断资本向农业部门渗透创造制度条件，而我们的农业生产安全的“防火墙”至今还没有全面建立。

稳定农业即稳定物价，稳定物价即稳定民心，稳定民心即稳定大局。因此，我们要将粮食生产当做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来看。当前农业生产能够在弱势中稳定的制度保证是农村土地公有制。在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条件下，农村土地承包权在农村实际上起到了农民的“社会保障”的作用，从而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器。一旦通过某种制度安排，拆除了这枚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器，中国的粮食生产安全性就会下降。因此，未来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是中国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中国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的前提是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的持续；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的保持在于农业生产可以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如果得不到社会平均利润，农民就会对承包权弃之不用即抛荒或者转让承包权。前者造成农业生产的下降，后者在社会保障没有建立起来时制造出无地的农民。

因此，提高农业的收益已经成为未来中国经济能够平衡增长的关键，我们的建议有：一是建立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合作体系，通过分工协作提高农业生产率，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的利润水平。国家引导并保护农业专业化生产合作社会和农业供销合作社，分工协作和规模效应提高农民的谈判地位，保护农业生产的稳定。当然国家直接提高粮食收购保护价，并对供粮者加大补助款项将会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二是在加强农业生产供销合作和增加粮食生产直接补助水平的基础上，直接加大粮食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等实物补助，多少粮食可以换取多化肥，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部分由国家承担，避免再次出现工农产品剪刀差。三是在上述条件下开发更能为农民接受远期交易合约，保证农民在未来价格约定下，安心生产。远期交易合约主要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单位进行，具体的农业生产单位只用心按约定价格生产粮食并不关注其中价格变化。四是开发并补助农业生产的商业保险。防止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比如农业生产的商业保险，国家可以补贴50%费用。当前农业生产保险的深度和密谋远远不能保障预防自然灾害对农民收益的影响。在气候多变和农业“靠天吃饭”即低技术条件下，在国家扶持和农民自愿下加大农业生产保险的“营销”，已经成为未来中国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五是国家提供农业生产的商业保险鼓励农民走出去。凡走出国门通过国际合作实现规模化农业生产者，国家全额进行商业保险费用补助，以解农民国际创业的风险。

总之，如果未来几年中国粮食生产能够在上述政策措施下稳定增长，我们就有机会克服在高成本条件的经济增长，即能够突破美元定价全球物价和股价的条件下的经济稳定增长，股市有可能在此条件下经过两年左右的休养生息而重新稳定上升。

]]> 李国旺 2008-8-14 17:40:00 <![CDATA[20080811谁在搅局A股？]]> http://liguowang.blog.cnstock.com/448931.html 在“维稳”的大旗下，中国国内的投资者原来相信，北京奥运期间A股即使不上涨，也不会出现暴跌。但是，A股在奥运会开幕前后出现暴跌的事实却让国内利益相关者大为吃惊：谁在搅局A股？

国内中小散户和基金深度被套，国有金融机构被严格要求“维稳”，国内主力机构无论是基金还是解禁股的持有者，从讲维持稳定的政治高度看，不会在此时进行抛售。广大散户，人数庞大但单个资金量还是持仓量都不大，更何况在“处置效应”即卖盈持亏这种投资心理作用下不会主动杀跌。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出现A股暴跌的主要“抢手”不会是国内的投资者。如果我们转身过来，发现海外资金即前期为监管者注意的所谓各路热钱的行为可疑，他们很可能是A股行情的搅局者。

一直通过各种路径压迫人民币升值的美国政府，突然间打压石油价格。我们看到，国际油价大幅已经从150美元附件下跌到116美元关口，在奥运开幕前后下跌20%以上，下探至三个月来低点，同时美元持续走强，美国纽约股市大幅走高,三大指数涨幅全部超过2%，其中道指上涨超过300点。与此同时，中国股市8日和11日分别下跌4.47%和5.21%创下了此轮下调的新低。

因此我们看到了一幅图画：美元加息而迅速升值，热钱撤离而人民币升值势头减缓，热钱先做空楼市，现在正加大压力做空股市，结果是巨额热钱蜂拥开中国，回流美国迅速拉升美股。热钱在北京奥运会大规模离境的目的何在？为了更大的利益。热钱撤离将制造中国金融市场的恐慌，让投资者彻底失去对中国股市、楼市乃至中国宏观经济的信心，最终拥有操控中国资产价格的低谷与高峰的能力，反复清洗中国人民的财富。

有人测算，包括投资楼市在内的潜伏在中国境内约有1.4万亿美元的热钱本金及收益。如果1万亿美元本金在未来短期内集中离境，就相当于中国短期内增加了以7万亿元人民币计的股票、楼房等资本品的供应，股票、楼价和中国企业的资产价格（包括大小非价格）将下跌，对中国股市的压力巨大。近期中国楼市出现的熊市倾向，特别是深圳地区，就与热钱的撤离有密切关系，这与香港回归前热钱炒高当地楼市和股市再撤离，再反过来炒作有共同之处。

因此，面对热钱的兴风作浪，有必要出台更为严厉的限制热钱离境措施，如果姑息热钱自由流动，让上亿美元热钱自由流出，热钱必然会在奥运期间继续打压楼市和股市，进而造成通货紧缩，迫使大小非股票低位抛售，进而制造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然后热钱以各种名义再进入楼市和股市，以低于现在更低的价格廉价购买中国资产。

从现在开始到美国大选在三个多月时间，将是石油价格震荡中逐步向下的过程，美元将在将危机进一步扩散到欧洲后出现“虚拟”即相对的升值，美国地产市场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可能起死回生，美股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行情，上述国际宏观经济背景为热钱撤离中国提供了很好的背景，但经过1-2年时间大规模收购中国资产后，国外的巨量热钱将再次回流，2010年前后有可能再次拉起资产大泡沫，然高价卖给中国国内投资者。

因此，有人认为8月8日和11日A股大跌，不是国内人心不稳，而是国际垄断资本在搅局中国经济，破坏奥运气氛。热钱不仅仅是挑战中国的社会“维稳”负面力量，而是在争夺控制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主导权，是在争夺中国人民的财富命运控制权。因为国家政策取向主观上希望奥运会期间股市稳定的，热钱就逆向而行搅浑中国资本市场，进而在搞乱中国经济中浑水摸鱼。

鉴于热钱的流动快速、规模巨大和破坏性大的特点，我们就得走不与热钱“玩”即另起炉灶的策略：

一是迅速弥补热钱撤离后流动性不足的风险。我们认为“流动性泛滥”是一个伪命题，“流动性泛滥”是因为在过去的外汇管理体制下央行被动结汇的结果。一旦热钱撤离，流动性泛滥就有可能转变为流动性紧缺。当前中国经济就处于这种似滥实紧的状态，即流动性停滞于金融体系，但实体经济得不到流动性的滋养。面对国际垄断资本的挑战，将的从紧货币政策转变“灵活”的货币政策，虽然方向正确，力度还可加大，迅速弥补热钱撤离后流动性不足的风险，防止经济出现衰退拐点；

二是打破人民币升值预期。人民币升值是热钱兴风作浪的基本前提，突然实施人民贬值政策，打破国际垄断资本操控人民币远期汇率的现象的办法是开设人民远期合约，可以通过主动贬值，为企业进一步赢得生存空间。

三是扩大商业银行对企业贷款额度。在目前扩大5％~10％信贷额度的基础上，视热钱撤离的情况，及时扩大信贷规模，满足国内企业正常发展需要，防止外资通过投资股权高额固定回报等形式控制国内企业自主权。

当然，为着国家经济金融安全考虑，可以出台更为严格的外汇管理条理，防止热钱大规模进出。

在情况危急的时候甚至可以参考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反经济疲软的积极的货币政策：松动银根，热钱撤离多少，就向经济体补充多少，保证国内正常充足的流动性，防止股市、楼市再出现大的波动，从而将搅局的热钱的负作用消弥于无形，真正发挥宏观政策维持经济社会稳定的作用。

]]> 李国旺 2008-8-11 20:39:00 <![CDATA[中国人的面子：解开房地产异相]]> http://liguowang.blog.cnstock.com/414573.html 看样子，楼价调整之势已经形成了。下一步，中国房地产会走向何方？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在政府、企业与居民三者关系中，居民是房地产业未来的最终承担者，居民不仅享受着房地产业的成果，也可能承担着房地产业危机的后果。因此，客观地分析中国居民对房地产的主观想法的意图，无疑是解开分析中国房地产发展的一把钥匙。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安居乐业，乐业的前提是安居。能否有适宜的安居之处，不仅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的生存质量问题，更是一个人社会阶层的可能标志，是成功与否的象征。这些元素，在中国，可以用一个词汇来概括，即“面子”。因此，房地产业特别是居民的住房，在中国不仅具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意义，更具备心理学的意义。因此，对于房地产业的国家政策分析、居民投资行为分析，除了要把握“经济学”或者金融学上的收入增长与地产发展的关系外，更要从居民的投资心理上即“面子”价值中去分析。

　　当中国城市居民脱离了公有房屋分配制度后，不断改善住房条件和不断提升社会面子，就成为在经济增长下居民收入提高后的强烈需求。当这种需求产生的房地产投资与家庭财富的增值结合在一起时，当财政改革后，出现“土地财政”这一特别现象后，中国房地产业就出现了传统地产理论看不懂的“异相”，即房地产业越调控，价格涨得越高，从而使得中央相关政策“长久失灵”。

　　以往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主要从管住土地或者信贷出发，无论土地还是信贷的减少，其结果都是影响房地产开发，减少了供应，在需求因为居民收入提高正在持续释放的时候，政策调控本身就会产生与政策相反的效果：地产价格不断上升。而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又更加剧了居民设法保住面子的行为追求，强化了房地产投资的取向。同时，地产价格上升，也为地方政府提高土地出让金提供了市场的条件。这就是我国在房地产黄金十年（1998-2008）期间出现的越调控地产价格越上升的异相的行为心理的真正原因。

　　今年以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下，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保障性住房，形成了保障性住房与市场化住房两者并存的市场供给结构。鉴于对地产的面子价值和投资价值的分析，笔者认为，房地产将会因此而出现结构性价格变化，由于面子攀比的作用，优质市场化房地产的价格会在徘徊一定时间后继续上升，城市中心土地供应的绝对短缺与中国人喜欢居住在城市中心区域的居民文化心理等等因素，都在强化这种需求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后，地方与中央实施了分税政策，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预算外的最大可支配收入，于是，区域性房地产业的发展程度便决定了当地财政收入的“富裕”程度。市政建设和各种社会性工程的建设都离不开财政收入的提高。当土地财政成为各类形象工程的主要财源时，各地房地产的高速发展和房价保持稳定增长，就会成为相互激励的社会现象。因此，当居民的面子价值与地产价值紧密联系的时候，地方政府的土地政策取向，具备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只有当地产价格上升速度大大快于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时，当部分居民因为对房屋投资缺少而无法新购买房屋时，才出现了地产业发展从社会和谐向社会“紧张”转变的迹象。

　　从某种角度看，当地方政府承担保障性住房的任务时，可能是减少了市场性住房的供应，当有能力购买的居民需求仍然刚性存在的时候，市场化住房的价格不大可能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而出现大面积下降。不过，这个时候市场化住房价格的变化，不会造成新的社会紧张，因为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已经化解了房屋价格上升的部分居民的不满。

　　综上所述，如果从“面子”这样的社会心理视角去观察，对目前房地产市场现状的分析就会得出很不一样的结论，即在经济仍然保持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增长预期仍然可期的时候，面子价值的增长将推动房屋的刚性需求的上升，这种需求推动房价上升，反过来保住了“面子”的价值，保障性住房的出现，可以让不同收入层次的居民都保住“安居乐业”的面子，而各地“安居工程”的出现将为房地产业的和谐发展提供新动力。

]]> 李国旺 2008-7-1 9:22:00 <![CDATA[20080611利国利民是政策取向的基本杠杆]]> http://liguowang.blog.cnstock.com/396336.html

2008年6月6日我在上海证券报上发表《怎样解释政策目标与效果的“漂移”》一文，提出了政策目标漂移的主客原因。在此，我想再就此进行展开，以解释近期政策目标与其结果漂移后产生的系统风险问题。

我们知道，物价上升是2008年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也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如果对此问题进行溯源，我们发现，中国的物价问题是世界性的，不是中国“特色”的问题。现在的物价问题虽然是世界共性的问题，但在具有中国经济特色的经济体中如何进行调控，以实现利国利民的政策目标，还有问题值得研究。我们的先验假设是中国的宏观政策是利国和利民双赢的，而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利益。

我们发现中国物价问题是世界性的原因造成的，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外部依赖度过高,世界性的物价上升，不仅表现为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即所谓的大商品价格也在上升，而且是几倍地上升,从而时时冲击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在需求并没有几倍上升的时候，决定商品价格上升的主要原因，就是货币供应量上升。当货币供应量上升时，如果资本市场处于牛市，则可以对货币的供应量进行适度的吸收，如果资本市场处于牛市结束状态时，国际讥市场过多的货币必定寻找“国际性”商品进行保值勤和增值。当前充斥国际市场的货币主要是美元，美元以“次贷危机”为借口，向国际市场大量倾销，导致了原先已经处于高位的石油、粮食价格轮番上升。

国际石油价格上升，实际上表示美元正处于持续贬值状态，并向国际市场持续倾销的结果。当石油和粮食价格上升一起向中国挤压的时候，中国的幸运是粮食相对富裕，但石油价格上升反作用于美元贬值，却对中国的国家意志发起了挑战，即大量储备美元的中国正面临因为人民币对内贬值和对外升值双重挤压。人民币持续对外升值，实际上是国民财富的持续外移，特别是以美元形式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的时候，因此，国家的利益在不断地损耗。内部物价持续上升的造成人民币对内贬值，却是国民财富不断地向国家集中的过程。

鉴于上述分析的自然逻辑，政策取向要控制货币流动性，以实现物价稳定保护居民利益；同时实行有管理的外汇管理政策，不让国民财富过快流失海外。从此分析出发,我们发现从2003年开始,存款保证金率就处于持续上调过程中。这种防止通货膨胀进行提前量的做法，本身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可能对物价上升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现在政策目标也是清晰的，即控制通货膨胀，但政策的结果即通货膨胀不仅没有控制住，还在处于一种上升的冲动之中。实际上，政策的火力对准物价开火没有错，出现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的巨大漂移，可能存在政策“视角”的问题。

中国人的智慧是看问题不是线性的，不是孤立的，而是辩证地全面动态地看问题。因此，物价问题不可能是封闭的孤立的事件，它是国际性的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这种结果反过来又影响政策的取向。如果我们知道，美元贬值是美国共和党政府为了解决"双赤字"问题而采取的战略行为，国际石油价格上升与国际石油寡头利益是一致的，我们采取自由兑换还是有控制的汇率政策，都会因为美元贬值而输入通货膨胀。要解决国际性通货膨胀因为美元贬值而被动输入因此蒸发国家财富的困境，要采取上中下三中策略：

上策为：扭转持续三十年重商主义政策取向，不再以美元为财富的唯一象征，平衡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投资中国和投资世界以占有最大化的物质财富，特别是战略财富为取向。改变投资围绕出口的政策取向，实现投资与消费、投资与新能源发展、投资与出口的平衡。利用石油“危机”状态，启动中国式能源战略，充分发挥中国在太阳能、风能、地质能等新能源上的潜力，摆脱石油能源的依赖，走出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新路子；只有这样,才能切断国际垄断资本操纵价格对中国市场的影响。

中策为：鼓励中国居民出国投资实业，特别是土地上的粮食和矿产、能源；进行国际企业股权投资；鼓励外出进行产业开发，避免国际贸易摩擦。这就涉及到宠大的国家外汇储备如何使用的问题。主权基金形式和民间投资形式的并存，将充分发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将将美元形式的财富静悄悄地化为农业、工业、矿产、能源等股权形式，将大大分解当前集中储备因为升值带来的国民财富蒸发的风险。如果是这样，中国人的财富还会因为物价上升而不断升值。

下策为：继续加大持有美元国债，继续以美元形式大量持有外汇储备。在美元贬值的背景下，不断强化宏观调控力度，人民币可能因此不断升值，海外热钱持续涌入，无论是提高利率还是提高存款保证金率，越是紧缩，涌入的钱和渗入的钱越多，如此循环往复，将出现金融体系不仅与实体经济脱离，一旦金融虚拟体系无法抵挡越来越多的“流动性”，最后的结果是热钱涌入实体经济，出现物价控制的金融手段与物价上升的经济后果矛盾的现象。

为此，许多研究者的结论认为，政策价值取向要实现利国和利民的辩证统一，就得在开放的条件下走独立自主的外汇管理和使用之路子，集中力量开发新能源，切断国际石油垄断资本对我国民财富的掠夺。诚如是，我们的农业、工业还是资本市场，就有可能在科学发展的条件下，出现和谐增长的局面。如果是这样，政策调控的目标和调控的结果才能和谐统一。

]]> 李国旺 2008-6-11 22:07:00 <![CDATA[20080606如何科学地研究中国资本市场？]]> http://liguowang.blog.cnstock.com/392139.html

要科学研究和认识中国资本市场，不仅是投资者避凶趋吉的需要，也是游戏规则制定者科学监控市场的需要。为此，我们就得有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一、世界是物质的，但精神力量即人类文明产生的主观能动性会反作用于物质运动，从而改变规律的表现形式。

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世界是物质的，但精神力量（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因此，物质和精神之间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的发展是建立在时间和空间（物质）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基础上的，因此，历史的发展过程不会是一维线性，而是多维的甚至有可能出现倒退的现象。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斯大林），离开时间，就无法解释历史，当然也无法解释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史。离开时间也无法解释特定空间上的历史事件。时空的作用，又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条件（因缘）基础之上。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所有事件的发生，是在一定时空背景下，多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多元因素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力量可能是善行，也有可能是恶行。如果说服务大众是善良的，追求个人利益是恶的话，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恩格斯），因此，我们没有必要过分禁止个人在资本市场表现出现的对利益的痴求，只要这种追求是在客观历史发展的轨道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下的前提下。

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为的是引导个人利益追求不损害公众利益的实现，自利利他是资本市场和谐发展的最好境界，也是证券投资者本身应当具备的价值观。

作为有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的人类，在利益诉求方面就会有双重性。作为物质属性的人类，企求的是投入最少而得益最大，甚至最好是不劳而获，为此发明了“经济学”原理，少数人通过“企业”这契约平台，企求向自然和社会无限制地“合理”索取剩余价值。如果结合资本市场来说，就会表现为内幕交易、违法交易等，其目标是利用信息优势、资金优势，取得交易优势，获得超额利润，将风险转嫁到市场或者其它投资者。

针对物质属性的人类的贪婪本性，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特别是政策法规的制定目标是为了防范少数的追求不当利益时侵害多数人的利益，同时大力宣扬人类的精神和社会属性。实际上，从人性本质来讲，游戏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是社会性与动物性之间的较量。

三、既定的游戏规则下，会出现规则的主观力量、市场物质力量和投资者主观诉求产生的新力量的博奕，这种多元博弈的结果是出现抽象假设下的运动“异象”，科学解释金融市场的异象，是由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化的条件。

在一定时间内，多元素在同时起作用，但这种作用的结果在时间线条上又会加盟到作用圈子来。在时间的流逝中，不同元素的作用地位就会发生变化，有些结对起主要作用，有些从重要作用的地位后退。如果我们引发中国古典时间哲学的话，就会发现，不同元素在不同时间的作用力是不同的，这种科学的远见，只有在《矛盾论》和《实践论》才有科学的阐述。西方金融理论之所以无法解释各类异象，就在于其假设了具备物质属性的人类是理性的，因此无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科学解析具有七情六欲的人类的情感、智慧、利益追求在其中产生的群体力量和群体无意识力量对市场规律有反作用。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反作用一旦出现，就会成为“客观事实”，再次加入到规律运行的洪流之中，因此，一种叫“信心”和“看法”的东西反过来左右了行情的趋势，针对这一“客观事实”，游戏的制定与执行监督可能只能是引导而非堵塞。

]]> 李国旺 2008-6-6 11:44:00 <![CDATA[20080605安全价值与地产业未来]]> http://liguowang.blog.cnstock.com/391118.html 汶川地震，本是自然灾害，但是由于防震级别及建筑质量问题，在自然灾害面前，加剧了灾难，特别是自行建设的农村民居和建筑质量存在问题的教育楼。建筑的安全价值，是直接影响中国地产业的未来发展的重要元素并有可能出现区域间重新洗牌。

一是从建筑结构看，安全要从设计、施工管理程序到施工质量的诸多要求，如果这些要求都达标，将可以抵抗自然灾害。地震过后，大家发现，一家援助建设的几所希望小学安然无恙，经过新闻记者追踪调查，发现不是投资多，而是责任心强，将援助的钱真正用在建筑上，从水泥、钢材、沙子到款项的到达，负责监理者认真把握关，从而保证了学校建筑的质量。如果用通俗的话讲，即这家民营企业不仅用钱建设，而是用心建设了希望小学，从而保护了几百上千学生老师的生命。如果这次大地震中，其它学校或者房屋都是按安全的要求，用良心去建筑，就可以避免在大的自然灾难面前加剧人为的灾难。房屋的安全价值，关系了生命的价值，也将成为未来投资者消费者购买房屋的重要考量。

二是从安全角度看，房屋不仅要防止震垮，也要起到建筑防火的作用，完善的消防设施和能够及时安全疏散的通道，并且在日常做好安全与防范措施，才能保证生命安全。虽然现在城市的房屋多为钢筋水泥结构，但仍然存在不断地发生火灾，不仅造成财产损失，更造成人员伤亡。防火及相关的安全设施的完善，也为增加房屋建筑的成本。与物质建筑相关的，防止因火灾造成的损失，有关财产保险业务也会因此而上升。

三是出现险情需要的安全措施，需要配备相应的社会设施配套。与医疗体制改革配合，社区医院及能够快速反应迅速到达的抢救设施和交通系统建设，都会给出房屋带来附加值的同时，增加房屋建设的配套成本。因此汶川地震之后，不仅会注重住宅的建筑质量、房屋结构以及施工质量，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已经扩展到房屋周边的社会设施的功能配套建设。

四是与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趋势相适应，居民向城市集中，不仅是改善生活质量的渴望，还有安全的考虑。从目前得到的信息表明，此次灾害严重的，往往是地震中心附近的农村和小镇。这些地区不仅是地震带，自然灾害本来比较严重，房屋质量不过关及出现震灾后因为交通问题无法提供及时的抢救措施，也是造成伤亡严重的要素。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会发现，地震将对中国地产业安全价值提出新要求，即设计建设的内在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对建筑的责任要求会提高，对防火、救助等外延功能要求也会提高。

安全价值的要求还会产生新的区域投资房屋的热点，即不在地震带的上海、浙江、江苏等长三角地区，将会形成追求安全为目标的移民群体，从而出现地产业的区域洗牌。

上海本是外来消费能力很强的城市，这些需求在不断积累后会逐步释放出来。如果加上地震后出现的追求“安全价值”的移民，将有可能形成羊群效应，即在建筑质量和社会功能都走在前面的上海地产业有可能在震后不降反升。

]]> 李国旺 2008-6-5 14:12:00 <![CDATA[20080604安居价值与地产业未来]]> http://liguowang.blog.cnstock.com/389734.html 流离失所，无处安身，到处流浪，是谓中国历史上人民在灾荒年份的惨境。因此，有无一个“安乐窝”，成为中国人幸福与否的基本标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杜甫的理想，是深藏在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的渴望，这种渴望有望在现代中国逐步实现。

开始于1998年的城市房改，多数居民通过福利分配到房屋，从而解决了房屋的产权问题；在农村，与改革开放同步，逐步富裕的农民，其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建设新房屋，不仅是面子问题，更是安居乐业的象征。如果说，城市居民房改后通过改善住房条件启动的住宅商品市场的发展是安居、面子和投资三位一体的话，农村居民自建房屋主要是面子与安居的需要。

中国工业化升级导致城市化过程不可逆转。城市化过程又是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转化的过程，地产的投资功能在安居和面子的推动下进一步强化。安居、面子和投资价值三位一体的结果，实现了中国经济最大内需的驱动力量的勃发：地产业带动了建材、化工、钢铁、水泥、电讯、能源、金融、绿化、教育、市政、交通、商业等行业的大发展。同时，农民居民化的结果，出现了农业集中度提高的可能，创造了中国农业第二次改革的机会。因此，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通过地产业这个纽带，出现了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联动和相互推动的关系，地产业的发展，又是通过中国人的安居的内在精神追求，外在地推动了三个产业的联动升级。

鉴于上述分析，地产业向上已经与国民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从横向看，它与建筑相关的产业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关系；纵向看，地产的销售与金融产业形成了生死与共的关系，因此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相关产业交织联系的“最大公约数”；从地域看，地产业的繁荣与否，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调控社会关系和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杠杆。

当然，地产业的繁荣与否，要看最终消费或者投资者居民的幸福指数的变化。居民的幸福指数的升降又与面子、安民心理和财富增值情况相关。居民的幸福指数的升降衍生的精神和心理功能变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幸福指数提高，社会必然更和谐。

因此，鉴于中华民族特殊的精神需求和房屋在居民心理上的特别作用，当安居的层次提升与幸福指数相关的时候，地产业的内在推动力将会推动市场化商品房屋的发展，更何况地震后，居民对安居和房屋的安全指数的要求全面提高，房屋建筑和维护的成本将推动房屋价格提高。

]]> 李国旺 2008-6-4 10:12:00 <![CDATA[20080603面子价值与中国地产业未来(2)]]> http://liguowang.blog.cnstock.com/389010.html

如果仅仅从居民的“面子”价值上去分析，有人会提出疑问，即居民无力去改变国家政策，居民的面子肯定大不过国家的面子（政策）。这个问题被实在很好。国家宏观调控地产的政策在过去失灵的原因可能有政策本身的原因，比如管住了土地或者信贷，其结果都是影响地产开发，减少了供应，在需求因为收入提高正在持续释放的时候，政策调控本身就会产生与政策相反的效果即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加剧了居民的保住面子的行为，强化了地产投资的取向。这就是我们在地产黄金十年（1998-2008）期间出现的越调控地产价格越上升的异象的行为心理的政策性原因。

2008年以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下，地产业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保障性住房，从此出现了保障性住房与市场化住房的市场供给结构。鉴于我们对地产的面子价值和投资价值的分析，我们认为，市场性供应的地产不会因此出现大面积的跌价现象，由于面子攀比的作用，优质市场化地产会在徘徊一定时间后还会继续上升。

实际上地产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居民的面子问题，还关系到地方政府的面子工程问题。在财政体制改革后，地方与中央实施了分税收政策，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预算外的最大可支配的收入。这种地方利益的追求与老城区改造的面子工程的结合，区域性地产业的发展程度决定了当地财政收入的“富裕”程度。市政建设和各种社会性工程的建设都不开财政收入的提高。当土地财政成为各种形象工程的主要财源时，地方地产的稳定发展和房价保持稳定增长，成为相互激励的社会现象。当居民的面子价值与地产价值紧密联系的时候，地方政府的土地政策取向，具备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只有当地产价格上升速度大大快于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时，当部分居民因为对房屋投资缺少而无法新购买房屋时，才出现了地产业发展从社会和谐向社会“紧张”转变的现象。解决地产业快速发展的负面作用，关键是地产政策的取向。当地方政府承担保障性住房的任务时，从某种角度看，可能是减少了市场性住房的供应，当有能力购买的居民需求仍然刚性存在的时候，市场化住房的价格不大会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而出现大面积的下降现象。不过这个时候市场化住房价格的变化，不会造成新的社会紧张，因为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已经化解了房屋价格上升的部分居民的不满。

因此，如果从“面子工程”这个视角出发，我们的分析结论可能与他人不同，即在经济仍然保持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增长预期仍然可期的时候，面子价值的增长将推动房屋的刚性需求的上升，这种需求推动房价上升，反过来保住了“面子”的价值，特别是保障性住房的出现，可以让不同收入层次的居民都保住了“安居乐业”的面子，各地“安居工程”的出现将会地产业的和谐发展提供新动力。

]]> 李国旺 2008-6-3 16:39:00 <![CDATA[20080603面子与中国地产业的发展(1)]]> http://liguowang.blog.cnstock.com/388834.html 主体对客体反作用后产生的系列“后果”，当“主体的反应”成为现实后，“主体的反应”又变成了客观存在的东西。

比如中国人讲究安居乐业，讲究面子，房子要中国不仅具备社会学的意义，更具备心理学的意义。因此，由于房改引发的自主房的购买热潮，首先是群体改善物质生活的需要，同时具备了比较谁有面子的“社会现象”。因为房子是家庭实力与收入最为外观的表现。当中国脱离了公有房屋分配制度后，中国居民对房屋购买实际上就具备了上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作用。不断改善住房条件和不断提升社会面子，就成为在经济增长下居民收入增长后对住宅投资的强烈需求。当这种需求产生的地产投资与家庭财富的增值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中国地产业就出现了传统地产理论看不懂的“异象”，即地产业越调控价格涨得越高，从而出现了政策“长久失灵”的异象。

因此，对于地产业的国家政策分析、居民投资行为分析，我们不仅仅要科学把握“经济学”或者金融学上的收入增长与地产发展的科学关系，更要从居民的投资心理上即“面子”价值中去分析。

]]> 李国旺 2008-6-3 14:51:00 <![CDATA[20080530如何解释市场规律运行中的“异象”]]> http://liguowang.blog.cnstock.com/386020.html “每当我们揭示了市场的某些规律之后，市场立即用暴跌和危机的方式来改变其原有的运行方式，使我们每一次试图预测市场走势的努力都化作徒劳”，这是某著名金融学者在来信中对我说的。要解释社会经济运动中类似的“异象”，就得灵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主观的认知力量成为“客观事实”后对原来的“市场规律”的反动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科学解释当今各种金融之迷。

首先，市场是各种利益主体利益交换和分配的平台，也即是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的主要平台；在价值实现和分配过程中，利益主体之间不是平等的，利益分配总是倾向于实力强大的一方。一旦这种不均衡分配达到一定度时，市场自组织力量就会向相反方向运动，以纠正这种不均衡对市场有机体的损害，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但社会经济生活中利益主体间总是会出现“损不足而补有余”的现象。这两种力量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同时间总是不断交替进行着，因此反应于外，主流声音就会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性出现强调效率和强调公平的不同主题，或者有时讲稳定，有时强调发展。

其次，在社会经济领域，一旦在一定时间内市场运行“规律”为群体掌握，“群众—规律”之间相互作用就会形成新的“异化”力量，即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观的认识一旦成为一种“客观”的市场力量，就会进一步形成“社会自然力”。调控市场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有效运行的政策，就会发现政策目标与政策效果之间的“漂移”。这种漂移已经成为宏观政策效果不彰之迷，也成为政策制定与政策效果争论的源头。如果我们引进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这种政策效果漂移现象就会有合理的解释：市场发展规律虽然为政策制定者或者投资者群体认识，一旦这种认识转化为主观又具体的政策或者投资行为，就会对客观的市场运行规律产生扰动，“主观的政策—客观的规律”间共同产生出一组另外扰动后的结果。这种扰动后的结果不是静止的，又会反作用于原来的运行轨迹和主观的政策认识或者投资行为。

第三，中国资本市场虽然是放大于国际资本市场下进行改革和发展的，但是市场的主体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为中华文化下成长的中国人为主，因此，中国的资本市场就会染上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烙印。中国人潜意识中存在“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情结，出现了从众行为、羊群效应等非理性现象。投资者群体对资本市场的政策调控往往又爱又恨。市场不好，就期望具有父爱精神的政策出现；市场膨胀，又反对政策干预。比如最著名的 “印花税”政策，就因为中国投资者特有的群体性情绪而出现了政策效果漂移现象。2007年“530” 提高印花税率，目标是对市场适度降温，实现平稳增长。投资者群体在惊恐之余，发现还可以利用股改政策空间即限禁股要到2007年底才可能大规模减持，大批散户以认购基金形式进行机构化而避免了印花税率上升的冲击：抑制性的印花税政策漂移了近半年才出现其政策目标效果。同样，当市场畏“大人”政策而出现过度惊恐时，非理性的恐惧行为导致了市场过度下跌，印花税政策来了180度的转变即恢复原来的税率，但市场在兴奋了几天后又出现了与政策目标不同的漂移行为，投资者对政策的信心仍然存在顾虑。如果仔细考察印花率重新调整后市场热情的变化原因，其实是投资者群体现在对解禁股的顾虑，将印花税率调整的效果抵消，从而又一次出现了政策效果漂移现象。

第四，如果说金融市场是复杂有如天体运行，“金融天体”运行之轨迹虽然已经为西方金融学界进行数量化进而线性化地“掌握”，但如果按数量化模型进行投资仍然觉得有“迷”可思，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辉煌与灭亡，就是最近困惑理论界和投资界的金融之迷。实地上，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律如果是天体般可以精确测算的话，一旦介入投资者群体，这一“天体”的轨迹就会漂移。相对于人类还无法直接和大规模干预的天体来说，投资者群体也是“天体”，我们人类是与地球同命运的天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理论研究中有如量子力学“测不准”的原因，就在于“群体认知—规律（天体）”以及“客观天体”—“主观天体”之间多重规律共同作用产生了不同层次功能，这些功能反作用于市场，市场原来的模型预测的结果必须出现“漂移”现象。如果投资管理者在杠杆和流动性方面没有实现动态平衡的话，如果杠杆和流动性同时失控，如果市场群体的主体认知在此出现变化，对于过度利用“模型”进行杠杆操作者，必然造成致命的打击，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灭亡就在情理之中。

最后，如果要在金融投资中快乐地幸福地进行，我们不仅要寻找客观存在的各种变量（道或理），还得寻找这种变量共同作用后群体主观认识产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因此，我们不仅要考察各种变量相互作用后产生的结果，还要考察各种变量产生作用和结果后，投资者群体的主观认知对其反作用，以及这种反作用反过来作用于市场产生的“次生结果”和“再生结果”。因此，如果只研究各种变量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对于这种结果引发的群体认知产生的主观作用和主观作用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