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的历史性暴跌，是基本的价值体系崩溃的结果。阻止行情直线下跌演化成对整体经济信心的崩溃，进而出现在金融危机基础上的经济危机，政策层面需要采取应对措施。

市场化管理，当然是最好的，如果股市的基础还没有建立在市场化基础上，就将市场行情演化完全推向“市场化”，其后果，将会出现灾难性的局面。当前，中国股市仍然是公认的“新兴+转轨”的发展时期，说明政策市仍然是股市的客观存在。当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对弈时，双方对股市的认识与判断是差异极大的：金融资本是二级市场做为其投资标的，因此持有的股票已经是“流动性”溢价下建立仓位的；产业资本通过一级市场特别是在熊市时候以净资产附近价格得到股权，即使平均有30%左右的送股，由于近年的分红等原因，其持有成本极低，因此，产业资本投资者不会去考虑市盈率等市场游戏指标，只会考察现在二级市场价格是否与其持有的价格的倍数。在成立极其不对称条件下的对弈，价值投资体系在大小非进入全面流通启动阶段，迅速将原来的估值体系和定价体系解构，A股市场因素进入了定价混乱时期。

定价混乱，必然导致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加，未来不确定性增加，必然导致二级市场投资者的焦虑，二级市场投资者的焦虑性情绪，必然转化成群体非理性行为的集中爆发。群体非理性行为的具体表现是不顾是否有投资“价值”，抛售股票就是胜利，从而形成了个体理性的风险锁定行为的群体癫狂，在三月份出现了无法用常理解释的暴跌行情。这种暴跌行情伴随着新基金不断营销进行，这就形成了监管机构想稳定市场，但群体已经不再相信政策和市场的局面。这种政策稳定预期与群体非稳定预期的核心对弈关系，就是价值结构的解体导致的信心崩溃。监管机构的稳定信心行动同时又遇到金融政策的抵消作用，从而将市场信心化解于无形。

如果我们将这场根源于价值体系解体的信心危机安放在国际背景下考察，就会发现其中的内在原因。我们知道信心是金融和资本市场的最大“价值”，如果居民和投资者对市场的未来没有信心，就会形成自动的信贷紧缩现象，进而加剧信心危机。面对信心危机，最大的资本国家美国政府也会心里发慌。“次贷危机”爆发后，面对市场信心不足和信心动摇的危机，美联储不断采取了“信心维护”行动，并要求欧洲国家一致行动，以求在西方国家间形成“信心联盟”，防止出现信心危机下的金融危机，导致大衰退的出现。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美国不断降息以保证市场流动性以维护市场信心的同时，中国央行为了防止“流动性泛滥”却采取了全面收缩流动性的政策。我们认为，中国当前的流动性泛滥，不仅是以往货币政策的结果，主要是三十年来“重商主义”出口政策的结果，单用紧缩政策可能无法对症下药。三十年的“重商主义”让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外部环境。但是，目前不断积聚的外汇储备，不仅是出口的贡献，在2005年随着人民币升值压力而来的是国际垄断资本不断输入，国际垄断资本输入，不仅是来投资者中国地产和股市等资本品，还有可能是直接进入银行系统进行“套利”。人民币对美元持续不断的升值是进行国际间“套利”的基础，中国在美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时进行提高利息等行动，为国际资本的“套利”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因此，提高利率的结果是造成流动性更大的泛滥，这是在国际金融信心危机背景下必然出现的政策“悖论”，也是政策目标政策行为与政策结果违背的金融“异象”。

当这种政策性“悖论”的金融异象有越来越严重趋势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政策倾向即通过迅速提高汇率，让人民币快速升值来平抑国内不断上升的物价。人民币快速升值，实际上是中国承担了国际性通货膨胀的代价，通过本币的快速升值，不过是将国内的剩余价值迅速转移的方法，这是将老百姓的财富无形转移而让老百姓仍然承受高物价的举措。当中国的资产总额相对于国际资本来说仍然是小比例的时候，升值不可能抵消美元继续贬值带来的国际性通货膨胀给中国物价上升的压力，升值的结果是中国百姓全面为国际资本买单。

因此，面对金融政策无法解决中国的物价问题时候，我们应当将目光转向于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中国的物价具有国内和国际背景，必须找到物价上升的源头，才能提供解决的科学对策，为价值体系重为信心恢复提供理论依据。

首先，目前的物价上升是结构性的，但出现了全面通货膨胀的苗头。食品价格上升是本轮物价上升的主要力量。推动食品价格上升的却是供应短缺和成本上升共同推动。供应短缺是由于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积极性不高，由于重商政策下农业生产利润不高。

在成本推动下，农产品涨价是解决农业利润的基本方法，当前的物价上升到11年来新高，反过来说，前十年是农民低价向城市销售农产品。因此，解决农业生产问题，无法单纯用金融政策，需要实行是农民的还给出农民，无论是政策补贴、还是收购政策、还是农业投入。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工业补贴农业，用财政转移支付等形式，通过法律等方法固化对农业对农村对农民的帮助，才能真正稳定物价。

其次，让利于民，藏富于民，减轻投资者的不合理负担，恢复市场生机。 有专家学者不断呼吁对交易印花税率进行调整，以保护投资者的积极性，恢复市场的信心。实际上印花税率的下调，如果交易量上升，国家不会损失其所得，市场参与各方却因为国家让利行为而信心大增。信心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投资者的财富信心，必然带动消费信心，消费提振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也为扭转中国“重商主义”的偏差提供市场基础。

第三对于大小非减持，国家监管部门可以要求有关机构通过公告形式，提前明示，让投资者切实了解市场的压力与未来的趋势。如果市场信心恢复，本来可以随意减持的解禁股票，也有可能延期进行抛售，从而将集中性的两年压力缓解于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能否能够这样，当然取决于市场信心是否全面恢复。

总之，市场信心作为无价的“价值”，需要通过政策来重塑。当全世界都在为市场信心重塑而努力的时候，A股政策的取向更需要围绕“信心工程”而行，诚如是，则投资者的群体非理性行为逐步化解，价值体系的重建才有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