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高升的CPI将投资者心抽紧，行情在预测将出现更严厉的货币政策的担忧中开始群体心理崩溃，即使有海外行情的上升，投资群体还是视而不见。

物价高升，表明政府不会将从紧的政策缰绳放松，还有可能拉得理紧。2008年2月CPI8.7%的同比涨幅，确实引发了中国是否存在恶性通货膨胀的猜想。但物价不是因为老百姓要吃饭就会涨，正如也不是因为妇女要结婚而推高房价一样。

我们认为，当前的经济问题是经济规律变化后没有与时俱进创新的后果。我们说过，经济学的问题，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科学产出；二是如何在既定的产出前提下实现和谐的分配。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实际上走的是以满足出口换取外汇为核心的“重商主义”经济。为了实现多出口，可以牺牲农业的利益；为了实现多出口，可以牺牲环境；为了实现多出口，可以在牺牲国人的基本福利。

这重商主义的政策，在前期确实为中国累积了巨额外汇，但种下了农业荒废和居民利益损害的种子，就是为什么经济不断增长而居民消费无法同比例上升的原因。当农民的收益无法从生产成本最小产出最大的可能中实现时，当农村现有土地、户口政策无法满足农民发财致富的基本愿望时，重商主义的“制度安排”下出现的农民离乡也离土现象就会成为普遍现象。当农民宁愿在基本保障也可能无法实现时选择当民工而不愿意当农民时，农业生产的下降伴随着农村和农民问题就成为困厄当前思想界和政策界的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当“三农问题”逐步上升到政治问题时，中国重商主义政策必然带动以食品为核心的通货膨胀的启动。当前的物价上升，是对“三农问题”迟迟不解决的总爆发。“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是在上年春节回家时遇到冬雪时农民工情景，即打工无论如何都比在家种地强时，中国农业的“破产”为时不远。

中国农业已经为工业化进行了六十年的奉献，现在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回馈农村的时候。“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回馈农村”的具体表现，是对农业生产进行严格的生产补助，以财政转移支付或者农业产品保护收购形式，保护农业的基本利益。这是乌拉奎回合中的绿框协议中中国农民应有权益。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稳定，经济就不会乱。

在农业生产产品供不应求的条件下，动用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可能事与愿背。现在的情况是，国家要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在民生工程上将农民与其它居民一视同仁。当农民感觉在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上逐步实现与城市居民处于“公平”的待遇时，当农业生产出现投资产出有“经济”效率时，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就有希望。否则最严厉的货币政策，也不可能将物价控制住，因为老百姓总得吃饭，不管粮价有多贵，三天不吃饭，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在市场不稳定时，不要过度运用有害市场运行的货币政策，而要多运用有利于稳定民心的财政政策，鼓励生产、引导消费，将过度重商主义进行适度纠正，实现重商与重农的有机平衡。

诚如是，治理通货膨胀才有可能从管理后果向管理源头转变，中国的通货膨胀的根源才能找到，辩证施治，这是中国古代人民的法宝。物价稳定是政策稳定的前提，政策稳定才能实现股市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