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稳定价格的主要举措

最近控制物价的措施是对价格形成的链条各个环节进行政策性的强力干预:

对垄断企业的公共品性质的商品如成品油、天然气、电力价格不得调整；对供气、供水、供暖、城市公交等公用事业价格以及学校的学费、住宿费收费标准不得提高，保持医疗服务价格稳定；对关系农业生产主要成本的尿素、磷肥等化肥价格保持稳定，确因成本上升需调整的，必须按规定报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批准；对达到一定规模的人民群众生活必需品生产企业实行提价申报，达到一定规模的生活必需品批发、零售企业实行调价备案制度；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要对重要商品、服务价格的变动进行监测，加强价格和成本调查，促使企业合理定价，并注意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春节前，各地要对粮、油、肉、液化气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化肥等农资市场价格组织专项检查。如果上述措施能够顺利实施,就有可能在价格上升高峰的春节期间对稳定价格起到积极作用,价格稳定对于民心稳定将是积极的因素,也为其它宏观政策的实施提供条件。

二、价格—政策博弈是客观历史进程

这次对影响价格链条各个环节的政府直接“干预”，本质上是政策主动校正市场在追求“效益”中可能失去对社会公平关注的重大政策行为。从价格控制政策组合中，我们发现，这是对单纯追求效率优先的改革的一种校正行为。如果将目光放大三十年改革史来观察的话，我们会发现，对于价格改革问题，市场—政策之间的博弈现在形成了一个大轮回：

一是1978-1988年从国家单一控制的单轨制度向双轨制度转变，主要作用是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引发了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由于从农产品到工业品到生产资料价格都是双轨制，商品没有全部由市场决定，可由市场流通的商品价格因此高企，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与1991-2000年间资本品同股不同权引发的投机炒作情况相仿佛。

二是1989-1999年，商品价格由双轨制度向单轨制度转变，工业生产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生产迅速提高，社会商品极大丰富，从此走出了“短缺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宿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基本确立，生产力的提高，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提供了经济基础。

三是1989-1999年间，商品价格单轨制推进的同时，逐步形成了行业制度的双轨制。上游如资源、金融、能源、土地、技术等基本为国有大型企业控制，加上其信用、信息、政策上的优势，国家战略资源和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国家加强了控制。中下流一些竞争性行业如食品、商业、加工、纺织等逐步由民资或者外资主导。行业双轨制关系中，由于上***业在价值链条中占有绝对优势，因此能源、资源、信用、技术、产品的定价权由上游企业决定，为其获得垄断利润创造了政策性的条件。

四是在1989-1999年间行业双轨制形成的同时，又形成资产价格的双轨制，即股权因流通权不同而形成双重价格。开始于1990年代的中国资本市场，由于先天不足，从市场经济的“试验”到为国有企业“解困”，开始的定位就不是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社会效益来定位的，为保证国有资产的“不流失”，国有股和法人股是不允许上市流通的，由此形成了“同股不同权”股东之间同床异梦的“股权分置”现象。“股权分置”的结果是大股东和管理者对流通股东利益的漠视，造成了世界资市场上独有的宏观经济持续发展、企业效益持续提高而股价却持续下跌的金融市场“异象”。

五是2000年后逐步启动了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金融体制改革，为资产价格双轨制向单轨制提供了金融环境，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实现了资产价格的单轨制，行业双轨制借资产价格单轨制的东风得到空前强化，整体上市逐步成为资本市场体制改革深化和行情持续上升的动力。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的经济体系中，商品的定价权不仅是由市场力量博弈的结果，还因为上游价格定价权为国有企业控制，校正市场“失灵”，就得运用政策的力量，政策的作用确实在短期间对物价稳定可能有效。

三、国际货币供求影响国内价格趋势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政策出台，物价就能控制得好好的，就过于“理想”了。因为目前的中国经济是市场经济为标榜的经济，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现实的问题在于，商品价格不仅由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还由货币的供求关系决定。在经济金融化和全球化时代，货币的供求关系不仅是一国央行的事情，还是国际垄断资本与中国资本之间的博弈结果。这样，我们对物价控制问题不能只照顾眼前商品供求关系引发的价格升降，还得考察中国国内和全球市场货币的供求关系。

从国内看，由于从紧的货币政策在上半年特别是春季会严格执行，除了保证经济正常运行外，过度投资和投机资金供应将严格控制，这是从国内的源头上管理流动性的举措，无论再提高利率或者存款保证金率还是直接信用控制，我们都认为是正常的政策行为。

从国际市场上看，如果要管理流动性和利率，就无法在开放的体系中管理住汇率变化。2005年7月，我国在改革资产价格双轨制时启动了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从而启动了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进程。按照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微笑曲线论，中国由于处于生产力低端，相当于世界农村地位。近三十年来，中国确实是在贡献大量资源、能源、劳动力并承受污染的基础上才得到外汇储备的增长，即我国是在向西方国家输送大量的剩余价值甚至“必要劳动”的基础上才得到外汇增长的，即高价进口原料、低价出口、消耗大量能源、形成大量污染并在劳动力低工资的基础上实现外汇增长的。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正变本加厉地想对我外汇储备进行第二次掠夺，即通过外汇机制逼迫中国人民币加速升值。

在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下，如果我们不主动升值，美国可以主动贬值美元来洗劫我对美元资产的投资。美元的历史性贬值及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使人民币升值压力空前。如果升值加速，国内人民币供应必然泛滥，在特定时间过多的货币流通，必然以商品价格、资产价格或者货币对外价格（外率）来表现，将逐步抵消我们控制物价的政策效应。我们要控制汇率升值进程，过多的货币供应必然在商品价格上和以股票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上反应出来，就这是我国面临的对物价宏观调控的国际性难题。

四、外汇使用以民生和资源储备为重点，才能解决货币供应泛滥的源头，实现价格的“国际”性控制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要根治国内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就必须对外汇的投资使用标本兼治：

一是将过多的外汇储备从投资美元资产逐步转向民生目标，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实施义务教育和奖励补贴教育，解决全国居民的后顾之忧，逐步形成经济增长从外向型向内需和外向及投资三方面平衡发展的局面。如果社保、医保和教育等民生工程正常实施，将会引发中国经济再繁荣三十年，中国将真正实现人口红利协助现代化腾飞。

二是改变外汇对外投资方向，外汇对外投资方向以“大资源”为主要方向。外汇对外投资集中于资源、能源、技术、管理等方面，特别是对与中国有巨大利益关系的跨国公司的股权投资，从股权实现中国财富的“出口转内销”，再分享这些跨国公司从中国得到的利益。

三是保持稳定的升值政策不变，加速国有企业的整体上市进程，充分利用外国资本提供的流动性为我国有企业的改革服务。因此，树立正确的“流动性泛滥”观念，将流动性之水引入国有企业改革之中，为我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服务。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将为外汇的“民生战略”和“资源战略”打下基础。

如果外汇储备因为如此投资使用，必然会对中国的财富在全球进行配置，并能够在激发国内市场增长的同时，在稳定价格的基础上保持可持续的繁荣。(12日写于广州出差时)（未经同意，不得转载）